过失犯中被害人的作为义务与自我负责的边界

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强调自我决定,从而保障个人自由。法所关注的领域,是交往性的契约领域。非契约领域,属于个体的自治空间。刑法并不关注发生在"自我管辖领域"内的"侵害行为和侵害结果"。在自治领域,被害人应当确保"结果的不发生"。对参与被害人"自我管辖领域"内的行为,立足于限制的正犯概念和共犯的二元参与体系的概念,能够在教义学上得到准确解读。义务人在事实上有防止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义务履行与利益损害不能显著失衡、不能以生命为代价履行义务、人身保护与财产保护义务的"强制力"应当有别,是考量作为义务边界的因素。超出财产保护义务履行范围的,义务人完全进入到了自我管辖的空间。对于造成的损害结果,由被害人答责。超越人身保护义务的,应区分职业义务人与非职业义务人,分别对待。行为人创设的风险与职业义务人伤亡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之时,属于急迫性风险,由行为人答责。职业义务人正常履行职业义务的,属于职业性管辖。职业义务人发生误判之时,不能由职业义务人自我答责。无义务者实施保护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该对侵害结果自我答责。     

刑法中的自我答责

以“自我决定”为根据的“自我答责”是刑事归责的基本原理。行为人违反“自我决定”这个一般的实践原则而设定了任意、行为、结果的统一性时,行为人就应该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但是,只要被害人的任意支配着损害结果的发生,损害结果的发生仍然处在被害人的行为所能控制的领域之内,就存在着被害人对不发生损害结果的优先负责性,就要由被害人自己对所发生的损害结果予以答责。     

刑法中有瑕疵的同意之效力认定 ——以“法益关系错误说”的批判性考察为中心

刑法上的被害人同意是被害人基于真实、自愿的意志处分其个人法益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存在于被害人内心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样的话,在被害人同意之有效性的认定上,就不能仅仅从事后判断被害人是否认识到了其个人法益的存在状况,同时还必须事前判断被害人的同意行为是否违背了刑法上的容许规范。支撑法益关系错误说的违法论立场是结果无价值论,从这一立场出发,被害人同意被视为纯粹的主观心理状态,当且仅当被害人无法正确认识被放弃的法益时,同意归于无效。从兼顾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内容的违法二元论出发,应当将被害人同意理解为被害人的“行为”,参照违法二元论的犯罪论体系,被害人最终是否对于自己做出的同意行为及其所导致的结果自我答责,应当对同意行为进行行为归属、结果归属以及责任归属。因此,当被害人发生法益关系错误时,只是作为对于同意行为进行客观归属时所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可以将被害人同意视为在从行为人的行为导向结果这一过程中的介入因素,当无法对被害人的同意行为进行主观归属时,可以将背后的行为人视为间接正犯,从而将责任归属于行为人。     

浅析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理论是来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之理论,即行为人意欲侵害某种法益时,如果这种侵害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被害人所追求的,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是对被害人的侵害。现在的被害人承诺,是指被害人同意他人对自己可以支配之权益进行处置或侵害。[1]许多国家已将被害人承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中加以规定,然而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对其进行学术性研究。文章将通过外国刑法对于被害人承诺的相关规定来简要分析一下被害人承诺是什么。     

被害人自冒风险的刑事归责——论自我负责原则

在被害人自冒风险的情况下,自我负责原则得以适用.自我负责原则在德国已经被大多数学说承认为一个客观归属之下的独立概念.在规范意义上其可以排除客观归属.虽然存在各种学说,但是就该原则而言,限定刑事归贲范围和确定被归贲主体的基础均在于刑事规范义务,其需要在系统阐释的基础上准确加以理解;与此同时,为避免导致被害人遭受双重不利,出现刑法的失衡,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基本构成要件被严格加以限定,并且贯彻于其具体类型之中.本质上,自我负责是自我决定的自由实现,表明了刑法对个人自我决定的尊重.该原则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英美刑法杀人罪中的“挑衅原则”及其启示

挑衅原则是英美刑法杀人罪中的一项重要辩护原则,指原本属于谋杀罪的杀人行为,如果行为人是在受到被害人挑衅而陷于强烈冲动的情况下实施的,应当降低为故意杀人罪定罪,对行为人处以较轻的刑罚。挑衅辩护需具备三个条件：被害人实施了挑衅行为,行为人因挑衅丧失了自控能力,挑衅达到了使一般人丧失自控能力的程度。挑衅辩护是一种部分的可宽恕事由,其根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可责性降低了。挑衅杀人实质上即我国刑法中的“义愤杀人”。“义愤杀人”与一些国家刑法总则中规定的“激情犯罪”情节不同,其成立标准比一般的“激情犯罪”更加严格。挑衅原则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义愤杀人”的内部构造、从轻处罚根据和认定标准具有借鉴、启示作用。     

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属于构成要件阻却事由。其原因在于,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并非仅指特定行为对象或客体在客观上的完整和存续的状态,而是也包含了权利人依其自身意愿,自主地对其所享有的法益客体进行支配和使用的自由。当权利人通过有效的承诺允许行为人对相应的法益客体进行损害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只是权利人对于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外在表现,其并不违反权利人的自主意志,从而欠缺法益侵害性。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上,应当认定被害人承诺导致行为人的行为不能造成对法益的紧迫危险,不能再被视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     

论刑法中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性

刑法中有关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一直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法说汇纂》第47卷中写下的一句话：“以被害人的意志所发生的东西，不是不法的”（Nulla iniuria est，quae in volentem fiat）。后来又演变为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直译为“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对知情者且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幺，对被害人不产生侵害的问题。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那么，该行为不违法。     

论被害人过错的量刑意义

犯罪是犯罪人与被害人行为互动的结果,被害人在犯罪事件中的过错影响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大小。我国刑法中虽没被害人过错的概念,但其精神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亦有所体现。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法理依据可以从自我答责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寻求,为了完善法律体系,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刑事立法。     

论西方刑法的哲学基础与结构矛盾

西方刑法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分别以抽象人本质观和实证人本质观为其哲学基础。在刑法体系上 ,客观主义是行为与行为人和罪与责抽象统一的“罪———刑”体系 ,主观主义是行为与行为人和罪与责主客观分裂的“罪———责———刑”体系。两大学派理论上的唯心主义片面人本质观决定了西方刑法体系上犯罪与责任不能真正统一的深层结构矛盾。     

营救者损害的刑法归责研究

在处理为排除风险而陷于此风险并遭受损害这一营救者损害的刑法归责问题上，被害人同意无效理论并未提出要归责于行为人的实质理由，被害人自我负责原则理论架构先天不足，其归责于营救者的结果也导致刑法规范效果偏差、法益保护不平等及对行为人的不公正优待。从此三个向度对因果关系之“相当性”做规范性考量，营救者损害情形正当的归责结论应是，即使被害人陷于风险是义务行为，仍由行为人对其遭受的法益损害结果负责；法益衡量不应是对行为人归责的限制、补充原则。被害人陷于或维持风险并非为排除风险，是否属异常情形，应考虑刑罚的预防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具体可从行为人能否预见角度分析行为人对结果的负责性。     

案外情节与人身危险性

犯前、犯后情节简单归属于人身危险性不只是语义缺损,而且违背法治原则。因为处罚未然之罪缺乏正当根据。从理论上讲,累犯、惯犯可罚性的根据是行为人蔑视、敌视法益的意志状态能被罪过归属;积极救助、赔偿被害人或者威胁被害人或因部分减轻犯罪侵害程度、或客观说明其犯罪意志状态和改变而可以影响刑罚轻重;行为人自首、立功从宽处罚在于他与法律合作的态度是其再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简言之,为安全适用刑法,所谓“人身危险性”在特定情况下可影响刑罚适用的综合评判标准,但不宜直接成为情节的定性根据。     

浅议没有被害人的犯罪

没有被害人的犯罪(Victim-less Crimes)是指其造成的损害没能使任何人产生不得不向国家机关告诉的情绪的犯罪。如同性恋、卖淫嫖娼、赌博等行为,这些行为对第三者而言没有直接的危害,对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而言甚至是有益的。刑法将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不合理。这些行为既然没有被害人,就无处罚必要,应使之非犯罪化。对威胁或侵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予以处罚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以没有作为被害人的个人为理由,否认威胁或侵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可罚性是不允许的。但是,应受处罚性是犯罪的特征、刑法中规定的     

浅议被害人承诺

古罗马著名法学家乌尔比安的《学说汇纂》第47卷中写到：＂以被害人意志所产生的,不是不法。＂这就是被害人承诺理论的启始,这句法谚再后来被总结为＂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经典刑法名言。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被害人承诺的现象。受害人的承诺对于行为人责任承担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减少行为人行为可责性,甚至可以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在各国刑法理论当中,一般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被当作违法阻却事由,由于少数国家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承诺,所以把它当作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对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说,并没有确定的被害人承诺相关的法律规定,而是在理论上作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我国的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经受害人承诺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阻却事由,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运用,因此,对被害人承诺问题进行探讨有助于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健全。     

轻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刑法学分析

目前轻微暴力致被害人死亡的概念表达不够科学,应改称轻微暴力引起被害人死亡。此类案件的特点是行为的危险性及其强度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衡。轻微暴力引起死亡的刑法定性首先要解决是否存在犯罪实行行为问题,进而才有必要探讨轻微暴力和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一般情况下,轻微暴力在客观上并不具有造成被害人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定型危险,欠缺故意伤害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实行行为。司法实践之所以广泛地认定此类行为成立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主要考虑的是被害人死亡这一严重法益侵害结果、被害方的处罚诉求以及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将此类行为认定为意外事件,更符合行为的构造和性质。此类案件的办理应重视行为人与被害方的沟通协商,行为人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应尽量避免将行为积极入罪。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的意义与性质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是对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行为人采取造成其一定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方法,以防止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受侵害或遭受更严重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保障合法     

英美刑法上的被害人共同责任

在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英美刑法传统上坚持"不得谴责被害人"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不符合被害人学的原理,而且,在英美刑法中,实际上在诸多方面例如被害人同意、自我防卫与挑衅行为中均承认了被害人的共同责任。承认被害人的共同责任,具有合理的规范性基础。根据权利的限定性原理,被害人共同责任可区分为自愿的权利减少型和非自愿的权利减少型,在此基础上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在具体案件中相关权利的重要性程度、比较因果关系与比较罪责等因素,从而为被害人共同责任的适用提供了具体的判断标准。英美刑法的被害人共同责任原理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诉陈祥国绑架案

一、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罪，是指行为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人质的安危来要挟被绑架人以外的第三人，向该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行为人虽然控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但其目的不是以被害人为人质来要挟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并向第三人勒索财物，而是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胁迫以直接劫取财物，其行为不构成绑架罪。 二、索债型的非法拘禁罪，是指行为人以索取债务（包括合法债务与非法债务）为目的，以拘留、禁闭或者其他方法故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如果不能证实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则不构成索债型的非法拘禁罪。三、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的方法要求被害人交出自己的财产，由于被害人的财产不在身边，行为人不得不同意被害人通知其他人送来财产，也不得不与被害人一起等待财产的到来。这种行为不是以被害人为人质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而是符合“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当场强行劫取财物”的抢劫罪特征．应当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论胎儿生命利益的刑法保护

自然人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各项基本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胎儿因缺乏主体资格,从被侵害法益的层面来看,无法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行刑法对伤害胎儿的行为按故意伤害处理,这与行为的本质和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内容均存在较大的出入。无论从胎儿被侵害的可能性、与母体的相对独立性、还是从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性等角度出发,对侵害胎儿的生命利益的行为都有必要设置独立的罪名。     

抢夺罪客观要件论

抢夺是指行为人在被害人“不及抗拒”或者行为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及抗拒”的状态后,利用这一状态,实施“强力手段”或者“和平手段”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公然”是指行为具有使被害人当场即刻发觉行为人行为性质的特征。“不及抗拒”是指因为被害人主观懈怠或者因为其客观防范能力欠缺而未能抗拒抢夺行为的状态。抢夺罪客观方面的特征是:行为人利用或者致使被害人不及抗拒而公然取得被害人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