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命运

罪刑法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刑法普遍确立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是惩治规范国际犯罪和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刑事规范.国际刑法遵循和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中的适用走过了一条坎坷之路.国际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路在何方?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应由刑法目的与任务决定,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则应由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刑法>第3条"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使刑法目的、任务与罪刑法定原则各自应承栽的刑法机能被混同和单一化为社会保护,并由此注定了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先天缺失.针对体现入罪机能的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要通过犯罪论的实质化对刑罚规范和构成要件从实质上进行解释,将刑法虽有明文规定但尚未达到可罚程度的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以建立"有罪不一定罚"的出罪机制,从而实现经典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并区分刑法目的、任务与原则各自不同的机能使命.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论国际刑法中的 “大国一致” 原则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一般以传统国内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本框架展开,很少有学者论及＂大国一致＂原则。在国际政治及联合国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刑法中罪名的形成可以不受国内刑法中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等价主义、法律不溯及既往、一事不二理等原则的限制,某行为是否入罪、是否审判、管辖权如何分配的依据只是国际社会尤其大国对特定行为的态度表示。本文分析并论述了＂大国一致＂这一特有原则作为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依据、演进脉络及具体作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尽管罪刑法定原则早被很多国家的国内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曾以事后确立的反人道罪对主要战犯进行审理,①所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是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成为一个在国际刑法领域内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本文拟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对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刑法的关系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刑法中引入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进一步对"罪刑法定"中的"法"即国际刑法的渊源问题进行研究.     

国际刑法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是国内刑法上的古老而文明的基本原则,然而,在国际刑法上,它的处境却是极其尴尬的：在国际刑法短暂的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罪刑法定不为国际刑法所认可。近来,肯定罪刑法定主张的出现,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无定论的讼争。本文认为,从历史与现状来看,国际刑法没能贯彻或没有很好地贯彻罪刑法定精神;从应然的要求观之,罪刑法定应当也必将成为国际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刑法中资助型犯罪的认定

对资助他人犯罪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的处理方法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作为法定独立罪名的典型资助型犯罪,它只包括两个具体罪名:一是刑法第107条确定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二是在刑法第120条之一中增设的“资助恐怖活动罪”。第二类是作为法定独立罪名的非典型资助型犯罪,它是指上述第一类以外的作为法定独立罪名的资助型犯罪。如刑法第112条规定,对于战时供给敌人武器装备、军用物资资敌的,认定为资敌罪;刑法第307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构成帮     

国际刑法的国内立法研究

在国内刑法中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规范是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有效打击国际犯罪的需要。国际刑法公约中有关国际犯罪的实体法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刑事合作的规定、预防性措施的规定等,应当成为国内立法体现国际刑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国内立法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公约的主要途径有制定单行刑事法律、修改补充现有法律条款、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     

我国刑法解释与刑法目的的实现

目的是法的创造者,刑法的目的应当是刑法实施、刑法适用和刑法解释的基准和目标。随着中国社会进入关键的重组和转型期,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犯罪特征,弥补刑法的滞后性、僵硬性,大量涉及方方面面的刑法解释成为了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大特点。刑法解释一方面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填补了一些法律空白,但另一方面,也在罪刑法定的法律（人权）原则和实现有效犯罪化的社会需求之间、司法的严格性和判决的可接受性之间造成了紧张。这些矛盾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在这种困境下,重新确认刑法的目对于刑法解释的指导关系,有利于规范刑法解释活动,确保罪刑法定原则,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中找到合理平衡。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知识产权刑法保护贯彻谦抑性原则,必须以有关知识产权领域已存在的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律不足以规制某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为前提。贯彻谦抑性原则不应成为否认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以营利为目的主观要素的理由。贯彻谦抑性原则,不应增设过失泄露商业秘密罪;不应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     

美国刑法中犯意要求边缘化研究

作为基本概念范畴,犯意长期以来在美国刑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法定犯罪主导地位的稳固,犯意的核心概念色彩开始在大量犯罪当中淡化,而对于这种边缘化趋势的考察,首先需要从美国刑法中自然犯罪与法定犯罪的二元区分模式入手,通过对犯意边缘化前提条件的框定,明确其不同维度的区分,从而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刑法犯意边缘化加以具体刻画和分析,由此探知这样一种动态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之数额标准商榷

一、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之数额标准的确立方法 犯罪概念回答什么是犯罪的问题,它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即用来区别犯罪同其他违法行为、违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尺度。要确认某一具体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还必须在犯罪概念的基础上,研究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去分析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具体罪的构成要件,才能获得解决。 我国刑法分则大多数条文在规定各种具体犯罪构成时,对于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相对说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样便于司法人员能够根据法定罪状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从而正确解决定罪量刑问题…     

知识产权刑法法益分析

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犯罪是法定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益是一种超个人法益,具体说来是知识产权管理秩序,以经济安全为其价值标准。权利人的私权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刑法不以保护私权为足。正确界定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助于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知识产权刑法法益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罪刑法定原则及其司法化研究——以刑法解释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应当是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是入罪禁止机能和出罪解释机能的统一。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向表述方式堵塞了去罪化的路径,应当修改为消极的表述形式。刑法解释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罪刑法定要求以严格解释和可预测原则作为刑法解释的限度。为了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刑法解释需要树立新的刑法理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立法解释并对刑事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反思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性考察已成为当下评判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础性分析工具。与此相应,我国晚近以来的历次刑法修正案所反映的犯罪化进程被不少学者反复诟病为"不谦抑"。刑法谦抑主义虽然彰显了古典刑法保障个人权利的理念,但是谦抑性并非一个价值中立、超越时空、至高无上的刑法原则。直面现代社会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内在紧张关系,仅从单一化的谦抑主义维度去评判刑法发展的得失是偏颇的。谦抑性应该还原为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用来说明和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子原则。反思刑法谦抑主义,并非要放弃或终结对刑法谦抑性的追求,而是主张在肯定谦抑理念的同时对谦抑性在立法和司法、设罪和配刑等不同场域作不同的把握。刑法的发展需要在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中寻求一种张弛有度的动态平衡,而绝非单向度的谦抑主义。     

论新刑法的基本原则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明确规定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主体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着我国刑法既注重保护社会、打击犯罪，又注重保障人权、限制司法权、不使无罪之人受刑事追诉的双重功能。主体平等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规定强化了刑法的调整功能和指导作用，有利于减少或杜绝司法不平等现象。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总则中体现为创设了一套主附结合、轻重有序、互相衔接的多刑种体系；在分则中体现为较详细地列举了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不同的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对同一犯罪根据社会危害性大小规定多个量刑幅度     

我国刑法的重要改革与完善

修订后的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的运用范围作了修改和补充；放宽了正当防卫的运用；条件；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严格限制死刑，扩大了罚金刑和管制刑的运用范围；明确了自首、立功的概念，对其处刑也作了较宽的规定；对减刑、假释的条件作了明确限制；此外，对反革命罪、贪污受贿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渎职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不少新罪名。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完善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有必要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环境犯罪的规定有了显著的进步,但从我国海洋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作为因应,我国应设立污染海洋罪,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引入相关关系原则,增设污染海洋犯罪的资格刑,并相应提高法定最高刑。     

中国刑法的宪法根据及其约束力

刑法典中“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了刑法的权威源自宪法。只有刑法立法符合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刑法司法没有代行刑法立法权，才能实现刑法权威。由此，须划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后者应限于对刑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础性规范之外的规范的补充和修改。刑法修正案经过一次或二次审议后又新增条文的，应对该新增条文重新进行三次审议。刑法司法解释容易产生争议的是罪量标准、类推解释抑或扩大解释、是否直接造法三类情形。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基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法益保护原则也与我国宪法不符。特定行为只有侵犯宪法上具有基本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将之规定为犯罪，现行刑法将妨害兴奋剂管理行为犯罪化存在疑问。宪法中的权利规范是刑法解释的主要根据，因而刑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基本性质是保障人权的出罪解释。要实现刑事制裁的合宪化，须完善剥夺政治权利刑，废除没收财产刑。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宪法与刑法的关系，是形成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罪刑法定与国际刑法──兼论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罪刑挖断、践踏人权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其限制统治权力、保护人权的“法治”勉力，逐渐被近代各国所接受，并成为当代各国刑法中一项最重要、最普遍的原则。然而，与各国内刑事立法形成强烈反差，罪刑法定原则在国际刑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却受到冷遇。从二战结束后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和审判实践首开明确肯定“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不适用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及在认定国际犯罪时可以不受“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合法性原则的限制的先例后，一直到现在仍有学者认为不适用国内刑法的合法性原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