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的理论基础。但我国管理学界一般把管理二重性概括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且把自己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性,是我们可以向西方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其实,马克思管理二重性是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管理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包含着共性,这正是我们应该向西方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试论军队侦查权及其军事属性

军队侦查权是国家军事机关依法享有的侦查权力。军队侦查权的性质定位有“援用主义”和“延伸主义”两种理论。军队侦查权的法律渊源有国家军事法授权和国家刑事法授权两种模式。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体现在目的、客体、主体和运行方式等方面具有最低限度的军事特征。我国军队侦查权定位于国家侦查权在军队的延伸，由国家刑事法律直接授权。这种性质定位和法律渊源导致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严重缺失。应当按照“援用主义”定位和“军民分制”“平战分离”原则，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重塑我国军队侦查权的军事属性。     

军队侦查权的指挥权属性及其正当性基础

侦查权性质的定位是我国侦查制度改革和侦查理论发展必须面对的深层次问题。军队侦查权受军队的性质、特点和任务影响,既具有一般国家侦查权的基本属性,又带有自己独特的指挥权属性。指挥权属性由指挥权介入军队刑事侦查程序所致。介入后的指挥权在军队刑事侦查活动中体现出开启程序的引导性、主导侦查的直接性、裁量权力的自主性、紧迫时刻的即决性等基本特征,并具有坚实的法理和实践依据。     

浅议对国家权力的控制

国家权力本质上是由社会民众所拥有和赋予的，是社会民众利益的保护者。但国家权力又是由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行使和管理的，这种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分离直接导致了国家权力诱惑性、支配性、侵犯性和扩张性等负面属性，凡此种种决定了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的机制包括权利制约机制、权力制约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主权财富基金性质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外学者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研究多从公司治理入手,鲜有学者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属性进行论述。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关系到其发展方向以及治理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为出发点。重点阐述其“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属性”与“理性经济人”属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二者存在的逻辑悖论。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应当坚持“理性经济人属性”优先原则,采用“去主权化治理模式”,推动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商业化,避免附带过多的政治主权色彩。     

关于人民政协性质的理性思考

不断深化对人民政协性质的认识是人民政协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人民政协的性质包含着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鲜明的统战性是人民政协的组织属性，党派合作性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人民民主性是人民政协的社会属性，三个方面有机统一构成了党对人民政协性质认识的科学定位和理论创新。坚持人民政协的统战性、党派合作性、人民民主性对促进人民政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管理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规律及未来展望

管理学自诞生之日起 ,由于研究重心的转移 ,先后产生了以作业流程、管理过程为中心的“古典”管理理论 ,以人际关系、行为激励为中心的“行为科学”管理理论 ,以决策优化为中心的“现代管理理论”和以信息、知识为中心的“后现代管理理论”等。在走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 ,又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管理理论 ,主要包括“虚拟企业”理论、“知识管理”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和“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如何把这些管理新思想与国情结合起来 ,探索一条适合我国企业管理的新模式 ,是当前我国管理科学的最紧迫课题。     

为什么说“只管不收”是工商行政管理的改革目标

工商行政管理的“收管混台”使“重收轻管”一直未得到解决 ,在其“垂直改制”后仍面对收“两费”的现实。由于“收”与“管”是两种不同的运行主体 ,再结合工商行政管理的管理活动属性及目前的财政体制改革来看 ,工商行政管理应是“只管不收”。     

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福利国家”制度带来的政府困境,进行了持续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将私营企业管理的一整套原理、技术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结晶。它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表明管理理论正在成为普适于公私领域的管理哲学。中国政府管理所面临的政府行为的非规范化、低法治化,以及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绩效的不理想状况,将成为我们批判地吸收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管理市民社会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本书阐述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书的论点是，国家权力必须依然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然而，若不同时分析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中存在的国家权力，就不会有国家理论。我还会论证，国家这个概念只有当人们将它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使用时，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有赖于国家-市民社会分立的使用和发展。因此，本书对‘市民社会’这一范畴的使用，     

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

治安学是研究治安理论、技术及发展规律的学科,是治安管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治安基本理论是治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包括治安的性质、职能、任务、方针、原则.应该加强治安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治安工作实践.     

马克思自然理论的批判向度及生态伦理建设启示

马克思的理论是我们正确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国生态伦理理论研究与实践指明了方向。     

人性与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需要即人性。因此，人性是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人性善恶说，曾被作为社会制度的预设前提，人性的发展要求也在影响着制度的变革。反之，制度的优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人性的发展。人性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当今的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美国“自然的权利”诉讼

动物等自然物是否有资格提起诉讼,其诉讼行为能否通过人类代为行使是自然的权利诉讼所面临的问题。自然的权利诉讼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环境伦理学中的各种学说,最早的自然的权利诉讼出现在美国,但是,至今美国法院对自然的权利诉讼所表现出的态度却有所差别。     

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同构——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实践特色的方法论思考

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就是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与实践个性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关系,其首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充分尊重基础之上,是对＂理论优先＂原则的高度弘扬,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展开的。在此基础之上,着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并通过对实践经验科学、及时的理论总结,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特色。因此,实践特色的彰显是理论与实践双向同构的结果,其更多是体现在本体论意义上。     

侦查权的性质与配置研究述评

侦查权的性质和配置是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侦查权性质的科学定位是侦查权合理配置的前提。侦查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行政权属性说、司法权属性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三种;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侦查权在不同机关之间的配置、同一机关内部的配置以及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等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合理配置等方面。     

检察权性质比较研究

对于我国检察权的性质,长期以来分别有法律监督权说、行政权说、司法权说等等不一而足。比较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权的性质,从宏观层面上和微观层面上分别对我国检察权的性质进行比较分析,可见我国的检察权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和审判权平行并列、具有独立地位和特殊性质的权力。     

合同的相对性和涉他性研究

合同的相对性是整个合同法制度和理论的基础之一。同时 ,合同又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涉他性。这两种现象在合同法制度和理论上表现出微妙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如此 ,才使合同法更符合人们的要求 ,更富有人情味。     

论假释的基本功能与法律性质

假释制度是在主观主义刑法的理论背景下，出于克服自由刑的弊端和保障犯罪人人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基本功能是对犯罪人进行社会化改造。关于假释法律性质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恩惠说”和“罪犯权利说”，其中“罪犯权利说”更有利于假释基本功能的发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传统发展理念的内在矛盾

传统发展理念由于其包含一系列内在矛盾而使自身陷入困境并导致了发展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发展至上主义的迷醉及其对生存家园的遗忘;技术乐观主义的虚妄及其对有限理性的消失;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及其对天人关系的僭越;消费享乐主义的滥觞及其对生态伦理的缺席。在揭示传统发展理念深层矛盾困境的同时,昭示当代人应自觉走出其设定的内部陷阱,从而为建构通向未来科学的发展观扫清理念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