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

司法的广场化和司法的剧场化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价值。司法的广场化是一种人人直接照面的、没有身份和空间间隔、能够自由表达意见和情绪的司法活动方式,更多地体现出司法的大众化特点。司法的剧场化是指在以“剧场”为符号意象的人造建筑空间内进行的司法活动类型,它对于现代法治的制度、精神和习惯的形成具有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和社会分工的日益专门化,由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将会成为司法活动类型发展的一个趋向。然而,无论是司法的广场化,还是司法的剧场化也都还暗含着潜在的矛盾或深刻的悖论。从更为宏大的背景来看,司法的广场化和剧场化问题代表着自由／秩序、民主／独裁、实质主义／程序主义、大众化／精英化、通俗化／职业化、简单化／复杂化、感性创造／理性选择、多样化／单一化等等二元对立的语路。在这样复杂的语境和语路中,谈论司法的广场化或司法的剧场化哪一个更具有优位的正当性,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司法的剧场化"到"司法的网络化":电子诉讼的冲击与反思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被逐步引入诉讼,"司法的剧场化"逐步向"司法的网络化"转型.司法的网络化对诉讼程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打破了诉讼必须在法庭这一场城内进行的固有模式,还对证据的采集和证明、诉讼材料送达以及庭审记录形式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司法的网络化使得诉讼参与更加便捷,诉讼程序更加简洁、实用,也让司...     

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出路

法律文本尤其是其中经典的法律典范可以被作为文学作品加以解读和欣赏,而文学中必然能够反映和体现法律的意义和法律的事件。因此,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法律与语言的关系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关系。在我国,法律与文学交叉研究的价值所在是要挖掘和显示法律及其运行中自身无法反映出来的东西。即：人性和善德的法律关注,现象和本质的真实还原,法律与文学的双重审美和价值与方法的视角转换等。     

法律与文学:在中国基层司法中展开

本书以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为圆点,探索"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将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故事和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法律事件相互对照,分析之中各类角色"讲什么"和"怎样讲"的修辞叙事策略,也分析作家和基层司法法律人建构叙述对象时的修辞叙事策略并讨论其异同,讨论作家意图对基层司法法律人的可能启发。本书还将以此为基础,研究针对基层司法而言的"法律与文学"对司法公正的意义,研究这种"法律与文学"对社会的政治伦理意义。     

法律与文学的联袂

"法律与文学"是以文学的一般性服务于与法律相关的文学特殊性这一学科领域,处于文学和法学的交叉地带,属于新型的边缘学科,具有独创性和开创性,具有极大的提高拓展研究层次的空间,深入研究可以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和艺术性,又关注法律的科学性、应用性以及法制的社会性。     

论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重要性

成文法的诞生既标志着人类法律技术的进步与成熟，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其局限性。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延续性，有限理性设计的成文法律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法律问题。因此，法官在遇到既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不能从先例中找到断案的依据的困难案件时，如何作出合理的判决成了一件富有挑战性并有可能成为一项开创性的工作。①早期的亚里士多德曾提出用衡平的方法即“当法律因其一般性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对法律进行的一种矫正”来解决这一难题。②同时他还强调，如果说具体法律在执行时可以根据情况加以改变的话，那么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是不能改变的，都必须加以遵守和执行。言外之意，衡平的法律技术也只是在法律原则的限度内进行，可见法律原则在司法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什么是法律原则？它能成为判决的依据吗？在司法中坚守法律原则又有何重大意义？本文通过这些问题试图表明：在法治社会里，司法不仅仅是适用法律规则的过程，而且是使法律原则深入人心的过程。     

论法官司法经验在法律解释中的定位

法律实践中形成的法官司法经验验是一种整体性经验,它是法律共同体在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共同总结和不断思考、反复运用的整体经验。它可以克服法律解释由于法官个人偏好所产生的解释任意性的不足,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统一化,法官司法经验应当定位为法律解释的前提。     

论司法裁判中的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无直接联系,主客观统一的属性决定法律事实作为司法裁判事实基础的正当性。无论在那种模式中,法律事实都是法官在严守法官职业道德的前提下,依据经验法则及法律规范,通过逻辑推理,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裁量的结果。     

司法理性与理性司法——以法律推理为视角

司法理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睿智和能力。司法理性是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裁判时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司法理性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推理促进理性司法,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     

以法律视角审视法律逻辑在法律应用中的作用

对于法律逻辑是什么,在法律逻辑学界是一直从未停歇争论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定论。文章介绍了不同学者对于法律逻辑的认识和态度,并通过阐述法律逻辑在法律适用当中的重要作用,得出了法律逻辑的重要性。     

论加强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以司法规律为视角

刑事错案屡屡发生,与侦查权被滥用紧密相关。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防止侦查权滥用和异化、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为减少和防止错案发生,迫切需要加强对侦查权的法律监督。把握对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内在规律是加强和完善该项工作的基础。本文从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历史发展入手总结了其内在规律,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在规律指引下从立法层面和工作机制层面提出了加强侦查权法律监督的建议。     

论司法产品的性质与供给——一个经济分析的视角

司法产品并不必然就是公共物品,司法服务也非必须由政府提供。历史上,政府司法首先是作为统治者的创收手段发展起来的,而非公共服务。市场或社区自身也能够提供非政府的纠纷解决机制。政府司法并不天然优于非政府司法。对于大量不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案件,非政府司法能够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当事人的选择自由和竞争机制是非政府司法有效运作的关键。这一机制适用于公共法院,也就是当事人合意选择公共法官制度。后者可能对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具有特殊的政策意义。     

论司法审判能力对法律局限性的矫正与弥补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因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无与伦比的技术可操作性而成为最佳的社会关系调整器,但法律在创制、运作以及对社会关系的作用等方面,也存在着固有的内在局限。要使法治社会中的法律得以良性运作,需要法官以独有的法律思维、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等司法审判能力矫正和弥补法律的局限性,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效益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的内在功能。     

新的法律虚无主义之批判——基于民事司法的视角

古今中外均曾有过形形色色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盛行完全否认法律作用的法律虚无主义,使得中国社会全面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的观念亦已初步深入人心。然而,近些年来,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却悄然出现了新的法律虚无主义倾向与实践,集中表现为轻视、否认、虚置立法权威与法律规范的"违法司法"与"法外操作"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虚无主义,倡导在严格遵守现行立法与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地能动司法,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原则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法律推理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

独特的法律推理模式是现代法治条件下司法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和丰富法律推理这一课题,对提高法官司法能力,做好新形势下司法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司法视角看法律渊源的多元化

我国大多数的法学教材或专著都是在形式意义上使用法律渊源,这主要是由法律国家主义引起的。打破法律国家主义的垄断,从司法的视角重新审视法律渊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法源的司法视角引出了一个动态的法源概念,多元化成了它的核心特征。     

走向“社会司法化”——一个“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

当前司法实践的问题往往被归咎于"专业化"、"组织化"、"程序化"和"独立化"的发展,"多元解纷机制"被作为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若不加以严格限定,这些观点可能演化为"去司法化"和"司法社会化"的主张。从"自创生"系统论的视角审视,现代法的唯一功能在于"稳定规范性预期",现代司法对于此项功能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司法作为解纷机制具有决定性优势。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大司法"概念,倡导走向"社会的司法化"和全方位"司法治理"。     

融贯论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

在开放的体系中论证，必然带来裁判理由的多元化，对其中任何一个理由的衡量都会受到其他理由的影响，各个理由之间应当形成相互支持的网络结构关系。而且，只有这一融贯的网络结构建立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证成一个有效且可接受的裁判结论。融贯是对司法裁判过程的一个理性约束，同时是评价论证合理性的一个标准，是论证终止的条件。     

论法律原则及其司法价值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起源，贯穿于法律文本、法律部门直至法律整体的始终。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法律原则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立法领域，在司法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