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到决裂——陈独秀与粤系军阀陈炯明的历史交往

陈独秀与陈炯明．一个是曾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赫赫有名的民主斗士，一个是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粤系军阀，两人虽然立场、地位迥异．但却曾为发展广东教育事业这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成为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朋友：后来。由于政见不合．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而同情孙中山的陈独秀遂与陈炯明公开决裂．走向其对立面。两人的这段历史交往．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那纷纭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     

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

陈独秀与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位著名的人物。在祖国命运飘荡不定的年代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时断时续。然而,抹去历史的尘埃,寻访这两位故人交往的印迹,我们会发现,在长约40年的时间里,他们曾有过不愉快的政见之争,更有过令人感叹的深情厚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一页。理想一致,陈独秀结交章士钊陈独秀与章士钊的交往,始于1903年。那年夏天,陈独秀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逮捕,从安庆逃到上海,不久便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而章士钊正是该报的主编。为了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同时又保证稿件…     

陈独秀与蔡元培的交往

1940年 3月 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也已是个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老人。“人生自古谁无死”。他已历经艰险、出生入死,对待生命的终结,再已没有那种惊恐、慌张的心态。但是,对于蔡元培的逝世,他却有着深切的哀悼和思念之情。当北京大学发出蔡元培纪念文章征集时,他立即抱病撰写《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深情地回忆起俩人近四十年的交往经历,并抒发“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1940年 3月 5日,蔡元培在香 十二年(1896 年),他总算通过县 命。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 考、府考。院试时,试卷…     

陈独秀与林伯渠交往实录

陈独秀,字仲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们在我党建立、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陈独秀与张国焘交往轶事

张国秦于1916年秋考人北京大学理学院，读了3年理工预科，1919年转本科学习。这时，北京大学已是全国新旧思想斗争最激烈的场所。陈独秀、李大测、鲁迅、胡适等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北京大学执教，特别是陈独秀将《新青年》由上海带来北大后，其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便成了爱国青年学生追寻真理和光明的旗帜。陈独秀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也成了青年学生仰慕的政治明星。张国泰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读了很多陈独秀的文章，认为只有科学与民主这两种东西，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与瞿秋白之间

相逢1922年10月初的一天，在李大剖的家中，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小个子客人正和主人一边吃茶，一边愉快地交谈，这位客人就是来自上海经北京要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在谈到莫斯科的党员时，李大制提到了霍秋白：“你到北大那一年，他是北大旁听生，说起来算是你的学生。当年他就入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被捕的学生中也有他。”李大利说话时拿出一叠《晨报》，在“莫斯科通信”专栏里，清一色地刊登着溜秋白从莫斯科寄来的文章。“他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是C．P吗？”陈独秀急急地问，“你到上海那年，他就去莫斯科了，当…     

陈独秀与尹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尹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尹宽与陈独秀亲密合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更是堪称生死与共,两人结下深厚情谊;待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后,尹宽也因“左”倾盲动主义被调离安徽省临委书记职位,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稍后尹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亦在其劝说下投向托氏怀抱,两人又因进行托派活动被双双开除出党,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幕.     

陈独秀与胡适的历史交往

陈独秀和胡适,中国现代史上卓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都是安徽人,一个出生在历史名城安庆,一个出生在徽商发源地绩溪。两人相差12岁,同属卯兔,当年又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有所谓“北大卯字号的两只兔子”之称。站在时代思潮的制高点,他们敢于直面腐朽没落的旧文化、旧道德,革故鼎新,踔历风发,兴起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巨涛。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是同心同德、志同道合的战友。在近30     

陈独秀与林伯渠的历史交往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陈独秀一贯轻钱财,重感情,故而知己满天下,为后世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友谊佳话。本文在此所要记述的,就是他与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的历史交往。     

阮啸仙与陈独秀的历史交往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广东地区青年运动的先驱和农民运动领导人的阮啸仙,与陈独秀也有过多次特殊交往。邀请陈独秀到甲工演说,阮啸仙将其演说记录稿整理发表1921年1月27日下午,坐落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历史交往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向凡响的杰出人物,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交往,毛泽东对此从不讳言,多次在党内外,包括在国际友人中,自称是陈独秀的学生,纵是陈独秀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依然是褒贬得当,功过分明。     

周作人与新村主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的考察和参与,以及回到中国后对新村主义的宣传与推介,表面上看来只是对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涉猎与推动,实质上则有着深刻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成因。可以说,新村主义是周作人相对完整的人道主义文艺观发展的必然归宿。并且,因为倡导新村主义,周作人与当时的思想界及中共早期领导人有过一定范围的接触和论争。     

从合作到分手:陈独秀与谭平山

他们曾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共同奋斗,却又因不同的原因都被开除了党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这块闭塞、落后、屈辱的神州大地上,爆发了一切反对封建专制、追求科学民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一时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诸路英雄中,陈独秀,这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主编,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领袖。北京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自蔡元培先生出任校长以来,在他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集聚了一大批新派人物。1917年夏天,北大校园内出现了一位引人注目的青年,两撒胡须、不修边幅,整…     

鲁迅与周作人的恩恩怨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这两位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叹惋。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值得探究。在周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塾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     

陈独秀与高语罕交往的恩怨纠结

陈独秀与高语罕相识于早稻田大学,其后两人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接着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总书记,高语罕作为第一批党员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后来,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堪称陈独秀代言人的高语罕亦因参与陈的托派组织而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甘共苦”。然而,二人在经历了干般磨难之后,     

陈独秀与汪氏叔侄的交往情谊

正陈独秀和汪孟邹都是安徽人,汪原放是汪孟邹的侄儿。汪氏叔侄是著名的出版家,其经营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颇有名气。陈独秀因办报与汪孟邹有了联系,久而久之,便与汪氏叔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亚东图书馆的创立1903年冬,汪孟邹在芜湖长街开办科学图书社,这是一个既卖图书又卖文具的新书店。此时,陈独秀等人正在筹办《安徽俗话报》,并想把它交给图书社编辑、发行。他来到芜湖把想法告诉了汪孟邹,汪直言相告:"我们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40年交往

20世纪初,章士钊与陈独秀相识相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他们因政治原因而分道扬镳。他们的人生境遇可谓悬殊大也。可是,每当陈独秀遇到困难时,章士钊总是不请自到,努力为老友排忧解难,以维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红楼奠基的深情——周作人与李大钊

从周作人与李大钊及其家属绵延20余年的真诚友谊中,可以看到曾经做过伪职、当过汉奸的周作人其充满矛盾的人生旅程中的另一个侧面。     

从摩擦到合作——陈独秀与马林的“不打不相识”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津贴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乘船到达上海，之后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李达、李汉俊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工作后，     

鲁迅与失和的二弟周作人

鲁迅家原有兄弟四人,小的早夭,剩下了哥儿仨。鲁迅居长,老二作人,老三建人。周氏三兄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们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对世人特别是对他们的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很高的认识价值。正如郑振铎所说,周作人以其文化方面的业绩,在现代文学史上将同鲁迅一起发出耀眼的光芒。然而,鲁迅与周作人这对“双子星座”,情深意笃四十载,一朝失和,永无修复,晨昏相隔,甚至殃及后代,断绝交通往来,这不能不令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