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初探

主司司法调解的法院,一直以来只对民事纠纷案件进行调解,而对于行政纠纷案件的处理则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大量的行政案件,法院在做双方当事人思想及相关协调工作后,只能用法定结案方式"撤诉"来替代,而无法直接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而行政审判实践中调解的潜在运用比民事诉讼更甚,大量的撤诉实质上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我们呼吁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完善司法调解体系,实现司法调解保证下的三种调解手段的有效衔接.     

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与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及基本原则,是修订我国行政诉讼法时建立该项制度的两个基础性问题。该项制度建立的合理性基础,可以从充分的理论前提、正当的法理依据、建构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回应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趋势之所需、有益的域外经验、丰富的司法实践以及特有的价值功能等七个方面来认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自愿性原则、合法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要件、构架和基础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考虑的问题之一.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具体构建必须解决调解的范围、调解的程序、调解与审判的关系、调解协议的效力、调解协议瑕疵及其救济等具体问题.同时,行政诉讼的价值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调解中的作用与义务,则是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更为基本的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制度

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在理论、立法、实践和本土文化等方面引起了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根源就在于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理论的非正当性。我国应当抛弃传统的眼光,吸收国际经验,以服务行政理论作为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依据。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行性,它并不违反立法的本意。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防止法官进行调解时无法律程序可依,在现有权力结构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节省诉讼成本,提高效率。     

试论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

在审判实践中,大量的行政案件是通过行政协调、“案外和解”来解决的,并最后以撤诉的合法形式来规避禁止性规定。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刻意避开调解的字眼,但是其实质就是调解。而且这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是解决行政纠纷最便捷最有力的方式,它更有利于息诉止争,案结事了。在鼓励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共创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如何从制度上加以规范、消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所产生的尴尬,消解因制度空缺带来的不良因素,研究如何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彻底结束行政诉讼调解长期处于“地下工作”的状态,将“行政协调”置于司法审查之下,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一点思考

当前,在行政诉讼领域一种在法官的参与下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新机制,已被纳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和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如何界定这种新制度,是协调、协调和解、和解还是调解？这是学界争议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亟待澄清的首要问题。笔者通过考察中外行政诉讼司法实践,建议在我国修改行政诉讼法时采用行政诉讼调解这一概念。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可行性的经济分析

我国现在仍处于发展初期，国力不强，可法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司法需求，这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方式来现行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匮乏。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行政诉讼案件选择调解有其存在和适用的空间，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可以引入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调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么这种制度就不能被取消或限制，而只有通过克服调解制度的缺陷来完善和扩大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建

由于经济环境和政府职能的变化,行政诉讼法中不适用调解制度的规定已不符合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国情,构建“调审合一”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对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及规范变相调解十分必要。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比较研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始终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和焦点。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比中外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指出我国在该问题上存在的缺陷。结论:必须完善我国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对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启示

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由来久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可以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审判组织、审判程序以及判决与执行等方面从同为成文法体系的奥地利行政诉讼制度中得到许多建设性的启示。     

行政诉讼目的探讨

行政诉讼目的是国家基于对行政诉讼固有属性的认识预先设计的关于行政诉讼结果的理 想模式。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权利救济和行政法治维持目的的同等对待,造成制度设计上的偏差,影响了 行政诉讼作用的发挥,应予调整。     

我国公安行政调解的规范与完善

与其他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公安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公安行政调解尚存在违反自愿原则、扩大调解范围、调解与处罚并用等问题,因此,应当科学定位并合理规范公安行政调解行为,以化解矛盾与纠纷,推动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增进社会和谐。     

行政法变迁视野下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一种脱胎于传统行政法,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别于传统行政法的新型行政法正在西方许多国家形成,而我国的行政法也卷入了这一浪潮。新型行政法浪潮所引发的后果是行政法律秩序的革新与重构,而这也宣告了传统行政法律秩序的破产以及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到来。     

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规范实证角度的探析

从规范、实证的角度予以观察,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指的非法证据仅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即”非法取得证据”。对该种证据我国法律规范中采取原则排除加例外、严格排除和相对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从法律体系的规范层面来看,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未形成多层次的证据法律体系,在基本法律这一效力层面有待进一步突破。该规则在行政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还远远不足,有待司法人员更深入、更大胆、更多地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     

略论我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权

检察机关是否应该享有民事行政诉讼权,是近年来立法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方面。从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我国对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层面,探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法理基础,并分析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民事行政诉讼权的范围等,可进一步明确我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