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与转型期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理性化重塑

作为近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和权力运行形态,官僚制以其形式合理性和技术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各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困境,西方各国掀起了一场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虽然官僚制在当前因其自身的某些局限性而面临改革,但是,官僚制本身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民主意识及其科学化的设计理念,对于转型期我国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塑造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超越官僚制:行政改革的方向

近代社会政府的发展是走向现代官僚制的进程。官僚制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自70年代后期以来,官僚制的诸多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对官僚制进行反思。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一个试图超越官僚制的公共行政发展运动。但是,它并没有找到一条新的思路而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中国自80年代以来,也开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来说,它有着双重任务:一方面由于中国行政改革是在官僚制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它需要吸收和借鉴官僚制的一切积极成就;但同时中国行政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又决定了它不能在官僚制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实现对它的超越。因此,中国的行政改革必须把学习和超越的双重任务放在一个统一的进程之中。它的出路就在于从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这个视点入手。     

“传统官僚制”:我国行政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约因素

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日益成为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历史必然。实践表明,在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过程中,"传统官僚制"对其制约作用明显。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行政省直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在结构层面对整个国家官僚制系统的一种优化,也是"传统官僚制"的一次自我救赎。为此,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官僚制"进行理论剖析,以问题为导向,探求"传统官僚制"对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具体制约方面,以期达到破除"传统官僚制"的流弊,改造并超越为与后工业社会或信息化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祛除行政省直管县改革的理论障碍点,从而顺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改革。     

官僚制历史与理论的再思考——基于行政伦理的视角

公共行政的合理化过程主要就是公共行政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而作为公共行政体系主要承载体的官僚制，在充分彰显理性价值的同时，也不断陷入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困局。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出发揭示公共行政体制的变革逻辑，需要对官僚制历史与理论进行伦理定位和价值反思，从而避免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人，并突出制度设计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作用，为未来的行政改革辨明方向，即从政治路向出发通过对政府与公民间关系的重构，形成一种以社会公共事务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复合治理体系。     

官僚制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的组织形式,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陷入应对不足的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西方国家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其基本做法是在不变更整个政府管理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在政府管理中引入市场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以增强政府的灵活性。由于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中国官僚制的转型面临着完善与创新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官僚制,用科学化、理性化的官僚制治理国家;另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变革的最新理念,建立适应全球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服务行政模式对官僚制的借鉴与超越

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官僚制问题重重,但由于它本身还存在着生命力,再加上我们在现阶段官僚制发展不足等特殊国情下,所以我国现阶段应在对官僚制的借鉴基础上实现超越,做到服务行政模式和官僚制的兼容互补,有效结合。     

21世纪公共行政新模式

传统的行政模式已经过时，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经有效地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表现为从官僚的行政模式向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发展的典范转换，后者与私营部门的模式密切相关。管理上的改革不仅意味着向公共管理的转变，而且意味着市场与政府、政府与官僚制组织、政府与公民、官僚制组织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转变。     

官僚制与企业化政府

本文通过分析行政改革中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的特征 ,指出中国行政改革的现状是官僚制不足 ,揭示中国行政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总结中国行政改革所面临的双重任务。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论新时代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自行政学诞生以来,中西方涉及行政管理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优秀者数不胜数。传统行政组织理论首推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的运行出现了各种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纷纷举起政府改革的大旗,开始对传统的行政体制进行创新、实施行政改革。其中最为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提高政府效率为目标,主张减少管制,追求政府的小而美,在全面反思官僚制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府行政改革的"药方"。这些"药方"至今仍为许多西方国家追随、实践。     

论功能分析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应用

功能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公共行政研究也不例外。本文在对功能分析作了一个概述后,重点研究了功能分析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应用,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另一个是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政治-行政二分法尽管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研究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官僚制的负功能分析将为修正官僚制提供某些重要的理论启示。     

电子政府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

电子政府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的核心模式,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治理范式.官僚制是最适应工业社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电子政府是对官僚制的创新与超越.以公众为中心、顾客至上、政府绩效是电子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行政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公共权力行使分散化与民主化是电子政府治理的范式要求.     

官僚制富有生命力之因及其与中国行政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掀起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然而,直到今天,以理性精神和效率导向为内核的官僚制和其作为一种合理合法的组织结构,仍稳定地在政府中发挥着作用。中国有着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是我们长期努力的方向,官僚制对我们而言远没有过时,我们在大力吸取官僚制优点的同时,也应着力对其不足进行改造。     

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模式初探

“入世”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外来的压力,而且自身在转轨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种种问题和挑战。我国的行政体制可以实现官僚制行政体制和民主制行政体制之间的互动性结合,创造出适合自身的新的行政体制模式。     

学习型官僚制与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对传统官僚制的继承和超越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应该科学、理性地完善和创新官僚制,而将学习型组织理论与官僚制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行政组织,即学习型官僚制,不失为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理性构建新的理论视角。     

信息社会中行政官僚组织变革的思考

长期形成的等级式的行政官僚组织有其理性一面 ,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 ,这种非理性不断加剧 ,面临变革的要求。对于全新的社会应对有几点想法 :首先 ,以集成为原则 ,重构组织的一体化 ,改变过去条块分割的鸽笼式结构 ;其次 ,以交流为手段 ,促成知识联网 ,形成全新的网络化的层级形式 ;最后 ,以分权决策为趋势 ,确立组织规模理念 ,形成理性化行政组织的规模。     

官僚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就对社会实践的影响而言,再也没有一种理论像官僚制理论那样被广泛用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当中。然而,它的成就不足以掩盖它的内在缺陷。在官僚制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追求中,韦伯回避了价值因素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实践不但没有实现责任与效率的完美结合,反而愈来愈在责任与效率的问题上招致批评与质疑。西方对官僚制的反思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以“重塑政府”为主旨的行政改革浪潮。这种反思本身并不涉及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而主要集中于官僚制在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方面的失灵。然而,西方行政改革浪潮并不意味着官僚制的终结,它仍以官僚制为整体背景并试图寻求方法与技术上的创新对官僚制进行修补,以满足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官僚行政与民主行政

民主行政由于其内在的缺陷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普适的行政模式 ,只能是官僚行政的纠错机制 ;官僚行政因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从而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它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也说明引进民主行政等纠错机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因此 ,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不应立足于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不相容选择 ,而应立足于二者的相容、互补。实现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有机结合 ,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理性选择     

刍议互助责任体制下中国现代官僚制的缺失——兼论腐败的文化因素

现代理性官僚制是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理性的经济活动方式所需要的法律与行政管理制度,但至今中国并未真正实现从传统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转变。本文认为以亲缘互助、地缘互助、业缘互助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互助责任体制的特质是中国官僚制建设难以走出困境,并因此带来难以有效制约行政腐败,是当前腐败产生并猖獗的深刻的文化根源。为此结合我国互助责任文化的特性和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特征,提出了完善中国官僚制路径选择。     

难以逾越的官僚制——基于官僚制合理性和演化论的研究视角

西方国家在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行政改革以及随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否能够超越并代替官僚制模式?是否官僚制已过时,并失去了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的基础地位?这是目前理论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改进和创新,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和官僚制组织结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