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自局部执政时期开始,就积极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构建了中国特色政权结构模式和执政党执政模式。虽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蜕变,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稳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逐步走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方式不断走向宪政化。     

试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

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要内容,层次性是其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不断成熟、日趋完善,形成了党的最高执政方略、根本执政方略、具体执政方略、地方党委的执政方略四个层面的内容,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     

十六大以来党的执政理论创新与实践升华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党的执政实践不断深化,执政理论不断发展创新,执政经验也不断升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阶段性特点出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     

有效开发和利用执政资源应着重提高"四种基本能力"

执政资源,是指可供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不断向前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政党作为政治生命体,同人类社会其它生命体一样,其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执政资源的支撑.提高党对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是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巩固执政地位、完成历史使命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法国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及其启示

法国执政党在多党联盟联合执政特点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创建适合国情的政体,制定顺乎民意的公共政策,不断扩大党内外民主。对法国执政党的执政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可以看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没有统一的模式,执政党应不断扩大和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提高政策方略的包容性,强化对自身权力的监督等。这为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三条基本规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等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必须坚持不断发展执政的物质基础,坚持不断夯实执政的思想基础,坚持不断巩固执政的群众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交探索出来的三条基本执政规律。     

略论党的群众路线创新与执政新常态发展

党的群众路线创新与执政新常态发展是有机统一的。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无论是局部还是全面执政,是革命还是建设条件下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始终贯彻群众路线,使之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和发展。反之,正是群众路线的科学贯彻推动了党执政的不断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强国兴邦的新常态。这启示我们,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党执政新常态的深入发展,必须积极推动群众路线全面深入贯彻,促使其不断创新和发展。     

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不仅表现为党员队伍的壮大、组织结构的优化、整体素质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执政能力的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党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记忆了中国改革开放前行的足迹 ,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党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历史。     

江泽民党的执政忧患意识观及现实意义

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具有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在领导全党带领人民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执政过程中,在执政意识、执政方式、执政能力、执政作风和执政成果等问题上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并提出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地向前发展。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由当前国内外局势和我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历史使命决定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点是要加强"五个能力",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还必须继续发扬我党80多年的执政经验,努力寻找新时期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新途径.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各种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该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建引领与治理体系建设: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走向

新时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面临利益主体多样化、风险集聚化、社区异质化等多重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上升为党中央执政战略,提出了人民中心、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社会协同、基层群众自治、治理机制创新等新要求,实践层面更加突出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体系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一个核心、两化关系、三层联动"三个关键议题,即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处理好社区治理政治化与社会化关系,建构好宏观层面价值整合、中层法律制度与机构平台整合、基层达成积极的微观行动机制。     

论法治社会中政府服务形象的树立

政府传统的管制型治理模式在当下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在不断下降,政府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机械机关,几乎无服务形象可言。根据法治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由管制型政府向管制型和服务型相结合的政府转变是必然趋势,管制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公域之治的必然选择。要更加注重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从而树立其服务形象。     

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

开启老龄社会新形态之后,推进城市老年群体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既是"中国之治"进程中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应对老龄社会新形态风险与挑战的客观要求.老龄社会新形态下,城市老年群体呈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变化和新特点,而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的滞后性使得相应社会治理遭遇困境.积极应对老龄社会...     

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开放式社区治理：社区治理的演化趋势——基于四个社区治理案例的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指出,社区治理正向着开放式社区治理的模式演化,即大量外部组织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带动社区治理水平的提高.开放式治理是一种不同的治理理念、一种崭新的治理模式,是社区治理制度演化、变迁并日臻完善的结果,是一种高水平的社区治理形态.笔者进一步对开放式治理的概念、制度基础、特征、演化过程、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公共治理模式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的经验研究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基本是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下,对于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研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课题,更加是一个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经济特别是土地及其相关制度是影响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社会的互动决定了中国社会公共治理模式的历史基因并对之后的治理模式持续产生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Comparing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non‐state actors in Canadian an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alignment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d alterna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making in Canad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Canadian case illustrates an entrepreneurial mode of governance that aligns with fiscal audit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s, while the networked governance model of the EU relies more heavily on accountability instruments of public reporting and deliber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European accountability regime likely provides policy makers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policy learning but would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Canada given the underlying action logic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dularize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a Case-Study of Social Composite Subject of Hangzhou

Modular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dividing the system into certain modules from top to bottom for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and it provides a new insight into the redesig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complex social systems. Taking Hangzhou social multiple agents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modularize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ularize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cluded four basic stages: inter-organizational value identity, community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module definition and the streamline of the procedur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odularize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s composed of a pyramid model, information assimilation model and information dissimilation model. Multiple social bodies make up a network communit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op-level design, can realiz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a variety of module units and enhanc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the whol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