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趋向：管理与治理的统一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作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解读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

库恩关于“范式”的定义是一个科学概念,任何对它的误读都会引起对学科理解的混乱。威尔逊———韦伯范式以追求效率为中心,同时也并未完全忽视公平问题,它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领域的科学范式。新公共管理没有摆脱传统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目标,因而它并非真正的范式转换。     

公民参与的诸模式: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民参与与公共行政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公民参与具体表现为以投票、选举等形式的政治参与,而无行政之公民参与。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近几十年来,公民更多地直接参与公共行政过程。在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公民参与具有不同的模式,具体包括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无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作为“公民”的民主参与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作为“顾客”的回应型公民参与模式、新公共服务时期中的作为“公民”的强势公民参与模式和治理与善治理论中的合作式公民参与模式。     

混沌理论视野下的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

作为研究非线性动态机制的混沌理论把偶然性、非线性、非平衡性、不稳定性带进了公共行政的视野。混沌理论为深入研究现代行政组织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提供新的理论手段和理论范式。在混沌理论的透视下,新公共管理呈现着与该理论相对接的范式特征。     

浅识公共行政的发展演化

公共行政自正式产生以来至今不过140多年,然而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却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对效率的崇拜、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新公共管理对经济效率的崇尚以及新公共服务对公共利益和效率的探索。犹如价格始终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我们以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平衡作为一条"价值线",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围绕这条"价值线"上下波动、略有偏重,并在时代中汲取精华不断反思以充实公共行政的内涵。     

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审视

价值追求是灵魂,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通过公共行政价值的追溯,才可能认识到政府的应然作为和实然差距.本文从欧债危机引起的公共行政价值争议出发,审视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发展历程,即由机械性效率为导向的传统公共行政价值发展到以社会性效率为目标的新公共行政价值,再到以竞争性效率为原则的新公共管理价值取向:总结了中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发展历程,即由公共行政价值基础相对贫乏到服务增长主义的公共行政价值取向,再到注重公平正义的公共行政价值.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走向,提炼当代公共行政价值目标,即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第一价值,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工具,民主性是公共行政的价值前提.     

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及其启示

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应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公共行政的实践.重新思考公共行政研究的思想基础,重新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所内含范式的不足,并提出替代的方案是现实之需.以奥斯特洛姆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经济学家时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所造成的范式危机提出了挑战,并且提出了官僚制理论的替代范式就是民主制行政理论.同时,民主制行政理论也对当代大都市区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行政”概念疏义

本以考察词源含义为出发点,试图梳理行政的概念,并厘清行政与管理的区别,继而阐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含义,以及公共行政、公共管理与新公共管理之间的意义关联和区别。     

诘难舆辩护：新公共行政学视阈中的政治舆行政二分法

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自威尔逊提出、古德诺系统阐述以来，一度成为公共行政学的支柱理论，但理论界对其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新公共行政学派指责其倡导者漠视政治与行政的密切关联，过于天真地强调政治与行政的截然分离。然而，通过对二分法的深度解读，可以发现诘难之声背后隐含着重大的理论误读，新公共行政的批判并没有超越和突破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本身。     

从话语理论分析现代公共行政

西方公共行政的研究在不断对先前行政管理理论的否定中向着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这些新的理论也同样激励着公共行政的实践者以新的思维去实现公共管理。然而这一切似乎未能改变公共行政领域出现的各种危机,现实的公共行政体制充分显示出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捉襟见肘,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造就了公共行政领域的混乱现状,公共行政理论全面陷入困境中。而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话语理论的出现,使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入微地分析公共行政的现状。     

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理论贡献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先锋派,代表了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对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还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两种替代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既能承接后现代的状况又能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话语理论。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与服务型政府构建

自伍德罗·威尔逊1887年发表《行政研究》一文至今,公共行政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公共行政理论在反思中变迁,在批判中超越。认真梳理这一理论演进的内在脉络,对于新时期构建我国     

公共行政的发展与变迁:新公共管理的研究途径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公共行政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它的兴起,既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矫正,也促进了政府变革的发展.本文就其主要理论基础进行介绍、分析与评述,并就其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和评论.     

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公共管理(学)研究,是在扬弃(传统)公共行政(学)观念和行政改革实践的基础之上发展成为目前各国行政学理论发展的主流.具体就我国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笔者认为由于国内行政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公共性"不足和"行政"研究的相对不足,以及中国行政现实的需求,"公共行政"研究应成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对"公共管理"概念、理念、模式的引入与研究应相当慎重,公共行政学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地位不容动摇.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国家“突破官僚制”的行政改革中,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行政范式。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经济、效率、效能的片面追求,使得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等公共行政应有的价值观念丧失殆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应运而生了。它在肯定新公共管理理论固有价值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与实践中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努力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为指向、顺应现代公民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公共行政范式。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行政价值观

本文在概述公共管理所经历的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两个阶段或模式的基础上,介绍了全球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理论和内容,探索新公共管理中所蕴含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并提出了适应这一全新公共行政模式的方向,当代公共行政者必须具备的行政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