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道家哲学智慧与中国国民性格的养成

道家哲学以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大道无为、道法自然"的规律揭示,成为中国哲学较早的理论形态。几千年来,道家"清静无为、顺其自然、纯粹素朴、柔弱不争"的人性主张与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教化一道,构成了中国"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不为物累,逍遥天下"的国民性格乃至民族性格。其中,"自然无为"对人之自然性与"平等自由"之个体价值的判定,"纯粹素朴"对人之"质朴清净"本性的回归,"柔弱不争"对为人处世之道的成全与反转,成为道家涵养化成中国国民性格的重要价值构成。     

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儒家伦理重构论纲

对待古老的"孔家店","打倒"是不行的,"转化"是必要的,然而"重构"才是根本的。不应该将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简单对比,将前者看成"普遍伦理",而将后者贬为"特殊伦理"。实际上,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普遍伦理",也是一种"特殊伦理",前者表现为"天人合德"的终极原则、"仁爱"的普遍原则与"先仁后礼"的先验礼制原则,后者表现为"五伦关系"中那种"各得其所、各就各位"的"序位伦理"。"德"与"位"的统一就是"普遍伦理"与"特殊伦理"的统一,因此,儒家的"德位"之思具有深刻的形而上意义。     

试析儒家德位之辨中的敬位意识

由儒家主导性开辟的德位之辨,孔子为其定下基调,孟子从道义论立场加以证明。儒家揭示德位之辨及其敬位意识,并上升到义务论性质。以德居位、敬位意识内化为责任心和忧“责”意识、义务心使然、道义论立场,对知识分子从政之路提出了责任情结问题,更使儒家的德位之辨获得了独特的理论向度和实践价值。     

对异化的儒家礼法的超越--道家法哲学新探

儒家礼法文化的异化促成了道家法哲学的应运而生。在批判和超越儒家礼法文化的同时,道家学派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阐述了不同于儒家礼法的法律哲学。儒家法文化在传统中国的巨大影响离不开道家的批判与超越,因此,应重视思想批判的社会功能。     

浅论儒道两家的山水意识

我国古人对山水情有独钟。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分别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开创了儒家的“山水比德观”和道家的“山水比情观”。本文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论述,试图得出儒家注重社会伦理,道家崇尚个体人格的结论。     

论中庸之道难在何处

《中庸》是儒家"四书"之一,其中所阐述的中庸之道在儒家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曾多次盛赞中庸之德,但同时也提出实行中庸之道是非常困难的。中庸之难,难在不易"知"、不易"行"、不易"守"。     

道家伦理的精神哲学意义

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道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精神哲学意义。道家为中国伦理提供本体论基础,弥补了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本体缺失的不足;道家的隐世避世为入世的伦理提供了一个退出机制,使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基地的建构成为可能;道家在儒家的人伦原理之外提供了一套扬弃人生和人伦矛盾的人生智慧。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     

试论儒家道德与封建司法制度

我国自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家思想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从两汉到明清,各封建王朝都一直把儒家伦理思想奉为处理德、刑关系的指导思想,把坚持儒家道德与法律作为互为表里的结合,把德、刑并用,     

浅论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及其借鉴价值

注重德治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儒家的法律思想体现出鲜明的重德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礼"、"义"、"仁"、"德"观念及"尚德不尚刑"的原则下经历了内容的不断演变,而"德主刑辅"作为其法律思想的核心却始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继承和沿用.儒家法律思想中注重教化、预防犯罪、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素质、主张恤刑慎杀、罚当其罪等积极合理的因素,在今天仍可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试析古文《說命》三篇中关于“和”的理念

傳說是殷商时期辅弼武丁使殷道中兴、国家大治的股肱良臣,是儒家、墨家、道家共同认可的圣人。诞生于距今3300年前的《說命》三篇,记录和反映了商王武丁与宰相傳說59年"君臣共主"的思想理论及"和谐执政"的合作决心。通过君臣对话问答的形式,记述有关治国理民的应对之策,是奴隶制社会国家安邦昌盛之龟鉴。由协调的"和"而致应该的"合",是《說命》三篇的核心。傳說的政治理念及学术思想自然也就成为后来社会尊崇的孔子儒学之滥觞。     

诚论儒家道德与法

我国自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家思想被赋于神圣的地位。从两汉到明清,各封建王朝都一直把儒家伦理思想奉为处理德、刑关系的指导思想,把坚持儒家道德与法律互为表里的结合,德、刑并用。奉为治国方略。正由于如此,中国封建统治     

浅析儒家人文智慧与道家自然智慧及其互补性

中国传统的儒家与道家思想在基本的观点立场上各占一方。从儒道智慧的终极目标所体现的殊途同归之理反观其各自的分支理论,其中,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鲜明的人文色彩中,同时蕴含丰富的自然化思维,而在以老庄为主导的道家思想的自然特征中也充满人文情怀。二者在整体的语境和社会背景下交相互补,呈现出和谐的兼容并包关系。     

儒家知论的德性化、超越化路径考察

儒家知论是一种广义认识论，德性化是儒家知论的目的，超越化则是其知论德性化得以实现的依据。儒家将知、德两种意识现象统一于人的精神生命和宇宙的精神生命整体，或侧重认知能力走心即性即天的内向超越路径，或侧重认知对象走格物致知的外向超越路径，形成一种从终极存在意义上把生命、道德、认知统一起来的本体认识论。儒家通过超越化实现了知论德性化，但它同时面临着如何解决超越之知与现实之知的关系问题，宋明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统摄闻见之知，现代新儒学提出智的直觉与良知坎陷的两种超越之知，对象化认识论的独立地位仍然没有得到肯定，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寻求知、德的对立统一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知论的现代转化。     

儒家义德与人的道德发展

儒家义德思想内涵丰富,其"义"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合理适宜、普遍规范和去私从公三大方面.儒家义德思想所倡导的价值观从总体上说是重义轻利,这主要表现在儒家一贯主张喻于义、罕言利、唯义所在、君子谋道不谋食、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和以义驭利,等等.儒家义德思想对于人的道德发展具有导向、激励、培育等多方面的作用,它有助于培养人的义务感、正义感和道义感.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儒家的重义思想,努力追求各种社会功利,坚持义利并举,在道德场合大力倡导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德法共治：儒家“德”的现代意义

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社会是德治社会,儒家传统提倡的“德”,代表了一种成熟完备的道德话语和秩序体系,凝聚古代社会体系的核心价值,支撑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赓续绵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治国方略,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德”的价值功能,对之加以辩证扬弃,择善用之,以夯实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维度来看,儒家“德”的价值功用有三个方面,包括提升国家法治的正当性,夯实基层治理的德治基石,塑造个体的自我发展。     

论先秦道家的道德哲学

先秦道家所说的"道""德"或"道德"跟我们今天的道德概念虽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但两者之间也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分析先秦道家的"道德"哲学和"道德"修养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道德问题的理解,提升道德境界,对改进当今的道德教育也有深刻的启示.     

王阳明“仁孝”观解析

"仁"与"孝"皆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德目,对二者关系有不同解读。王阳明继承了宋儒以"体""用"解释"仁孝"关系的做法,认为"孝"是"仁"体之用,而体认万物一体之"仁"需从对父母尽孝开始,然后扩而充之,延伸到国家天下乃至宇宙万物。因此,王阳明又强调要超越家庭伦理之爱,在行孝尽孝基础上逐步扩大自己爱的对象,直至达到体恤万物的"仁"之境,体现了对待"仁""孝"关系的既入世又超越的辩证思路。     

“仁”与“孝”的矛盾与超越——王阳明“仁孝”观辨析

"仁"与"孝"皆是儒家强调的重要德目,对二者关系有不同解读。王阳明继承了宋儒以"体""用"解释"仁孝"关系的做法,认为"孝"是"仁"体之用,而体认万物一体之"仁"需从对父母尽孝开始,然后扩而充之,延伸到国家天下乃至宇宙万物。因此,王阳明又强调要超越家庭伦理之爱,在行孝尽孝基础上逐步扩大自己爱的对象,直至达到体恤万物的"仁"之境,体现了对待"仁""孝"关系的既入世又超越的辩证思路。     

诸葛亮的伦理思想分析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的伦理思想,体现在其一系列事迹、名言以及著作中,它包含着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思想,诸如探求忠孝仁义的儒家道德情操,追求静之道、顺应自然的道家观念等等。     

论"让"——兼谈儒家之"让"的现代适用度

儒家一贯提倡"让",就原始儒家(孔孟荀)而论,儒家之提倡"让"并非一味地反对竞争,而是主张合理地竞争."礼"的本质在于"辞让",故以辞让保证竞争,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个体的辞让以实现群体和谐.争而不失和谐,这是原始儒家的理想.但儒家之"让"在现代社会的适用不是无限度的,这要看它与现代的法律制度是否冲突,是否有利于维护现代社会的和谐秩序,那些与现代社会制度不吻合的所谓谦谦礼让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