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现实主义与公众舆论研究

经典现实主义集中批判了自由主义舆论理论及其国际政治实践,认为公众舆论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为此,现代国家应该通过控制和利用多种手段,引导、操控公众舆论,争取国内外民心对国家外交政策的支持。经典现实主义的上述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历史、法律、政治-哲学的方法,综合考察了从＂舆论＂到＂公众舆论＂的概念演进的相关内容,尤其关注大规模的集体层面的公众舆论的研究,具有多向度而非单向度的特点,人性、道德思考的特色明显。     

美国政府的舆论管理与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完全忽视公众舆论的影响是不可设想的,但是美国的公众舆论与政策制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硬”连接,而是经过舆论管理的中介与催化。舆论管理同时决定了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制定者在何种程度上介入舆论的形成过程。这种格局既因应了美国的文化传统与制度安排,也源于公众舆论自身的属性。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政治架构以及独立的新闻媒体,共同制约着美国政府的舆论管理与政策制定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     

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中公众失范行为及矫正

网络空间的蓬勃发展为舆论传播开拓了便捷性渠道的同时也带来了舆论危机事件,社会热点问题言论在网络平台传播时被无限扭曲和放大,对网络安全和社会秩序产生极大影响。透视公众在危机事件不同阶段中的心理取向和行为表现,将公众失范行为归结为信息层面的失范行为、行动层面的失范行为和情绪层面的失范行为,并指出矫正公众失范行为,化解网络舆论危机需要加强网民公共理性精神教育并构建网络社会安全阀系统。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对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

基于对德国纳粹极权统治和"领袖原则"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独具内涵的概念。哈贝马斯力图将西方近代以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市民社会"概念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以抵制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排挤和公民权益的侵蚀。但这一理论努力却遭受来自社群主义者沃尔泽、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多元主义者麦卡锡等思想家的理论质疑。尽管公共领域思想也存在理性共识达成和公共舆论去私人化的困难,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概念,"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系列积极的观念(包括具有经济力量和理性能力的公众参与、基于公共舆论力量的公共批判、超越于私人利益博弈的公共性立场)为公共治理实践提供了推动力量和思路指向。     

试析国际关系中的逆向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是一种社会意识,客观、适度地反映社会存在的公众舆论即正向公众舆论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带有偏见或错误认识的公众舆论即逆向公众舆论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公众参与国际问题讨论意识的增强,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公众参与国际事务讨论的便捷,使得公众舆论对国际关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就是涉及国际关系的逆向公众舆论。     

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自由主义理念成为西方部分思想家关注的中心。自由主义主张打破中世纪神权统治,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人的主体性,理性至上等。当代,自由主义由政治哲学演变为西方世界主导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理念随之转变为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国家中立等,因而逐渐成为思想界批判的对象。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研究者多局限于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缺乏对这一理念的准确理解和合理利用。因此,有必要在社会转型时期重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     

接纳与互动：大众舆论和刑事裁量

近年来,公众要求司法机关刑事裁量时要更多地关注公众舆论的声音。大众主流舆论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司法个案处置的评价与期待,更蕴含着公众复杂的社会愿望和社会诉求。表达判意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实施对刑罚裁量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要避免刑事裁量的自我封闭,而更应该是一场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理性对话。在不断的对话中,探索并考察刑事裁量本身的目标与社会价值,并建立达到这一目标的互动机制。     

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公共外交理论与体系的构建

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对公共外交的研究逐渐升温,相关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议题非常广泛,研究性质集中于实践操作类,其中,对中国和美国公共外交的政策研究最多。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对象和形式的不同观点以及与国际政治理论的关系都做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对中国公共外交体系构建也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即将公共外交提升至战略高度、淡化政府角色,利用多元行为体开展公共外交、制定符合外国公众文化和习惯的政策。同时,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即研究多主观判断,缺少研究公共外交的分析方法;宏观概说居多,缺少具体步骤研究;对短期公共外交措施缺乏研究等。     

新时期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研究

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关”。本文在对宗教网络舆情治理法制建设上的不健全、媒体平台权力分配上的失调、公众对网络舆情判断力较弱、宗教组织在应对上缺乏主动性以及政府部门在介入过程中效率不高等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高宗教网络舆情法规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情引导能力;三是推动大众参与维护舆论的理性平衡;四是引导宗教组织增强舆情应对的主动性;五是提升政府宗教网络舆情综合治理能力。     

“实体”与“形式”——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之比较

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实体＂,脱离于躯体独立存在,理性的灵魂和神的灵魂同处与理性的世界,灵魂在进入肉体前知识就已经存在,学习是对灵魂的回忆,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永生的,是推动一切事物的本原。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形式＂,存在于躯体的各部分之中,灵魂将潜在的能力和理性联结起来,植物、动物和人各有自己的灵魂特征,灵魂的属性是先从特殊再到普遍的联系。他们二者的灵魂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舆论的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不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易导致谣言盛行,影响公众理性判断,不利社会稳定。不论是从公共安全功能还是公众知情权等实际情况看,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安全管理部门必须主动应对,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培育公众健康应对的心态,重建社会正常秩序。     

网络参与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

公众网络参与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包括:侵蚀公民理性思维从而损害了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削弱人们关于某些基本问题的共识从而损害了民主制度的基础;缺乏科学的民主规则使得公众网络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并对国家正式法律规则产生了冲击;民主责任意识淡薄和责任追究机制失灵使得公众网络参与失范行为难以得到扼制。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与美国外交谎言——兼及发展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

2016年的美国大选凸显了谎言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影响,也揭示了研究美国外交谎言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尔斯海默将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国际政治谎言分为国家间谎言、兜售恐惧、战略掩盖、民族主义谎言和自由主义谎言等五种,为研究美国外交谎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分类并未建立在明确连贯的统一标准之上,因此,本文提出"战略利益"对"意识形态"的两分法,将美国外交谎言分为战略谎言与自由主义谎言两大类别,以主要的历史实例为支撑,挖掘其中蕴含的战略逻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运行方式的错位、外交决策透明与保密的矛盾、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理论力量的消长、国内观众成本、社交媒体对外交决策过程的侵蚀是导致美国外交谎言产生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交谎言的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行为的深层逻辑,夯实中美关系的认知基础,推动中美双方以诚相待、客观看待彼此意图,真正落实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参与及其影响——基于2003年的三个案例的研究

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参与已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选取发生在2003年的三个案例，讨论了哪些公众通过何种方式和途径参与了中国外交、中国政府对此类参与行为的反应如何等问题。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参与已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方面的意见领袖开始形成并发挥了较大作用；通过媒体表达观点和立场是公众参与中国外交的主要方式，其中新兴电子媒体已成为重要平台；中国政府对公众参与外交的反应是谨慎和有节制的，两者虽有互动但并未制度化、经常化；公众参与对中国外交的实际影响虽较以往有所增强，但总体而言依然十分有限。     

主导性自由主义及其启示

斯蒂芬·莫斯度[1]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主导性自由主义的建构上,他提倡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制度建制,同时更是一种转化人们内心信念的力量。他认为自由主义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塑造整个社会:公共理性、法律施压和公民教育。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所提倡的主动塑造行为导向和改造人们心灵的方式值得借鉴。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方面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另一方面更需要对人民内心的塑造。探讨莫斯度诠释主导性自由主义作用的研究径路,发掘其自由主义理论供给,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

过去六年中,奥巴马政府经历并处理了反恐战争、重返亚太、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朝核和伊核、核安全等诸多重大外交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外交安全政策呈现出清晰的内在逻辑,此即奥巴马主义:谨慎使用武力,拒绝人道主义干预;善用美国影响,倚重多边外交;管控危机而非解决危机;分清轻重缓急,优化资源配置。美国对国际安全环境的认知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趋于"厌战"和"内向"的国内公众舆论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优先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外交则是奥巴马主义产生的国内政治背景。奥巴马主义所展现出的战略收缩或者战略克制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它也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有关美国是否衰落的讨论。究其实质,奥巴马主义可谓美国适应国际政治新常态的战略调适,其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公共理性与合法性——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与《正义论》相比,《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点不同:第一,《正义论》的主题是正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则是合法性;第二,《正义论》的证明诉诸原初状态和道德心理学,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明则诉诸公共理性。两点不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罗尔斯都用公共理性来证明合法性。     

现代性的教训

以道德哲学与现代性之关系为主题，这本享誉广泛、富于洞见的著作探讨了理性和历史在道德理解中的地位，哲学自然主义的不恰当性以及现代自由主义的基础等一系列学院哲学和公共舆论均极为关心的问题。书中既有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精细入微的解析，又有对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文约义丰的诊断，而贯穿全书的调和启蒙与传统、     

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问题及对策——以5·16邻水县事件为例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是推动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5·16邻水县事件中,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未遵循公众参与原则,公众表达诉求脱离了理性的轨道。5·16邻水县事件反映出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少公众参与、对话能力失衡、信息公开滞后。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重大行政决策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提升公众对话能力;同时,面对不同的利益诉求,不能被舆论"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