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贡献

周恩来积极贯彻执行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对国民党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与蒋介石国民党举行五次谈判，最终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值得回顾的足迹——忆东北军57军111师抗日义勇宣传队

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抗日义勇宣传队是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东北军一一一师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它亡省亡家最早,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它参加西安事变,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联共抗日”的八大主张,曾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     

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作者自述:东北军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支非嫡系部队,东北军地下党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力量之一。1936年,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治阶级内部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日盖不满,要求抗日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逼蒋抗日,率东北军、十七路军(通称西北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作为中共首席代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难才大略,使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付诸实现。毛泽东同志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安事变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关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这两位千古劝臣以及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已经有口皆碑。但对东北军地下党和广大党员在这一伟大历史事变前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所进行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尚未有详尽的记述。1982年中共中央党史资资征集委员会成立了东北军党史组,积极开展征集东北军党史资料工作。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澜波同志辞世后,我们健在的东北军地下党有关同志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如实地撰写出来,以启迪后人,就教于更多的知情者。     

西安事变中的毛泽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率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内战,实行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由此爆发。由于"三位一体"的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清晨,张、杨两将军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有关事宜。     

“奇怪的战线”

红军西征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争取、团结东北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西征初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二,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争取东北     

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的统战书信

<正>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只有四五千人，连同红十五军团，也只有一万人左右。可是，国民党驻扎在陕甘一带“围剿”红军的军队，包括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其他杂牌军，以及尾追红军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少说也有二三十万人。红军初到陕北，人地生疏，物质困难，敌众我寡，生死攸关。在这样的险恶环境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沉着应对各种风险。为此，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前给各方人士包括蒋介石书写信函，以传递善意，建立联系，期待化干戈为玉帛，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联络东北军共同抗日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朱瑞、刘志丹联名发表了《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同时,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还多次给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各级军官写信,阐明我党抗日     

百年回眸: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50件大事(五)

１７西安事变———古城西安张杨“兵谏”国共两党再度合作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当时驻在陕西、甘肃一带。１９３６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达成了互不侵犯及交通、通商等协定。同年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我们党又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同杨虎城进行了联络。在此期间,红军在前沿阵地与…     

彭大将军——机动灵活的杰出典范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中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何柱国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东北军的几个军长中,他对“联共抗日”觉悟较慢,据说,他对堵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较积极,曾向张学良建议主动出击,说红军远道疲惫,有必胜把握,被张学良拒绝     

朱瑞：推动东北军走上抗日救国道路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被迫离开家园，流亡关内，成为其“围剿”红军的工具。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在于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和东北军所处的地位，中央认为，张学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到家，争取他和他所领导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救国是有可能的。     

红军东征前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

红军东征前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江丽今年是红军东征６０周年，也是西安事变发生并和平解决６０周年。６０年前的年初，即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高举＂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义旗，渡河东征，抗日讨逆，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内战吟成抗日诗”——毛泽东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正>1935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实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伟大转变。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东北军对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有刻骨铭心之痛,对在西北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持消极态度。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与东北军少壮派关系之探讨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竭力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与少壮派接触频繁。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他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为东北军走上联共道路、西北地区实现三位一体的军事大联合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作出重要贡献。西安事变后,特别是张学良被南京扣押后,少壮派思想上变得盲目与偏激,坚决主战,这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推行的和平路线相悖,双方的关系急转直下。虽然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做了一些统战工作,但还是不能避免"二二事件"的发生。     

潘汉年对红军长征的杰出贡献

潘汉年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出了杰出贡献,主要表现有:作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同粤军陈济棠部进行秘密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达成了"借道"协议;受命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情况,争取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遵义会议的肯定与支持;把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及精神带到中共中央,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根本转变,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支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谈王明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功过

在中共领导成员中，王明是对东北抗日斗争施加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从1933年1月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王明，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直接向东北党组织发出指示．这以后，东北地区党组织接受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西方面的领导。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开始后，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完全由王明为首的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直到ig37年11月王明回国．这期间，主要是按照王明的决策，党在东北抗日斗争中的策略、游击战术、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和抗日斗争的高潮，也恰在…     

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

五、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开展群众运动,推动东北、西北两军抗日为了用群众抗日运动推动东北军、十七路军走上武装抗日的道路,并争取两军对抗日群众的支持,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共同努力,积极开展群众运动。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原委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22日,宋子文、宋美龄也从南京到达西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     

张学良与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爱国将领张学良对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因当时他对红军北上抗日的支持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在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60周年和西安事变6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张学良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关系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张学良当时联共抗日的思想轨迹和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的艰苦历程。张学良以特殊的方式支持红二、四方一面军北上抗日，是从他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时开始的。在会谈时，他当面对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1936年4月9日至10日，周恩来和张学良…     

抗战前夕东北旅平各界抗日救亡活动

(一)东特领导下的民抗、东青与东妇 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晤,东北军与红军取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谅解。北平当时虽是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控制的地区,但它曾是东北军开赴陕甘前的长期驻扎地,东北各界流亡人士的汇集点。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加强     

周恩来三哭张学良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交只有短短的8天9夜,然而两人却一见如故,引为知己。张学良被软禁失去自由后,周恩来整整思念了他40年。在此漫长的岁月中,周恩来曾三次忍不住思念之情,为张学良流泪。 1936年3月,经曾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牵线联系,张学良提出由中共中央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他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今延安,当时为东北军驻地),时间由中共决定。 4月9日,漫天大雪飘舞,蓄着长髯的周恩来踏雪赶往肤施,在城中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两人披肝沥胆,推诚相见,共商救国大计,张学良当即从私款中拿出20000银元,资助红军抗日,随后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