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探析

惟有通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才能得到双方甚至多方非零总和的较为理想的治理博弈结构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但是中西方的这种合作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西方是从二元对抗到竞争性合作;中国则是从一元统摄到依附性合作。从现实表现形态的角度来审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西方是公私伙伴关系;中国则是类似于上下级之间的行政依附关系。     

社区治理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

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研究说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区责任、发挥社会治理效应的常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构建良好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在演进过程中经历了恢复与兴起、严格管理与控制、培育扶持与监督管理三个阶段。当前,法律制度与政策的不健全、双重管理体制的障碍、政府职能转移界限不清、税收优惠力度不够、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规范缺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影响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良性合作关系的阻滞性因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律规范、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妥善调整与渐次转移政府职能、改革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论我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及其发展路径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西方非营利组织产生于市场、政府失灵,并基于"部门失灵"形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制衡、对抗、合作关系,然而中国非营利组织是部门体制内部派生,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政府。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应沿着强控关系—依赖式合作—竞争式合作的发展路径循序渐进。     

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成为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良性互动的必要因素,二者建立良性互动对政府、对社会都有建设性的意义。由于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自身存在的缺陷,制约二者的发展,更影响其互动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从六个维度构建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良性互动关系。     

合作中的竞争：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关系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合作关系的作用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重视。由于对抗关系的历史缺位,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过程中这种合作关系缺乏独立性,无法使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在两者的合作中加入竞争的因素,建立一种合作中竞争的新型关系,对解决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存在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强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与形成机制分析

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际上是一种介于我国内地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它既强调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同时强调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形成一种多中心的社区治理模式。澳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具备政策咨询与倡议等八项功能,发挥着积极作用:增强居民的交往,改善碎片化的交流,增设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培养民众参与,关注弱势群体等。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規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政府管制

信息披露是提升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管制则能保证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充分与有效。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信息披露管制的法律规范、直接披露相关信息、分析与评价信息披露质量、惩罚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等路径来加强管制。当然,政府管制也可能产生效果不理想、增加非营利组织运行成本、信息"生产过剩"以及挫伤非营利组织披露更多信息的积极性等问题。     

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以上海市“维稳”实践为例

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增进社会和谐,上海市通过政府主导推动非营利组织的创建,不仅实现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职能的对接和联结,还初步解决了政府还权于社会以后,应该由什么样的组织来承接,以及怎样来承接等问意.但另一方面政府的主导推动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在目前条件下,政府在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大力扶持的同时,应注重其自主运作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形成以政府为主导、非营利组织为主体、社会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会工作良性运行和发展机制.     

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近年来,服务型政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而无缝隙政府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所提倡的理念对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本文在无缝隙政府理论视角下,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策略,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需求。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建设

执政党社会整合能力的有效发挥是其保持执政地位、获得合法性资源的关键,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造成了社会现实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使我们党的社会整合能力面临新的挑战.面对领导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党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整合能力.     

民主行政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政府再造的进程,各国政府也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能,从不同方面对本国政府进行了改造。民主行政理念作为一种政府运行方式也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民主行政也为官僚制行政日益突出的僵化、死板、腐败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路。有鉴于此,我国以民主行政为理论依据,提出建立服务型政府。同时,以建立服务型政府实践,更好地去丰富、实现民主行政理论。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机制与治理结构分析

面对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农村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和治理结构是决定一种组织的性质和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要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必须建立科学规范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治理结构。要创新产权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利益目标整合、风险保障以及宏观指导机制。     

宪政精神下的国家控制与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宪法之治和实行宪政,当然其前提是要求宪法本身应该为良法。宪政精神主导下的宪法与宪政、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律、权力与权利相互关系的定位以及人治与法治的比较观察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不但宏大,而且对具体实践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论我国政府信息共享机制的构建

政府信息共享在我国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着共享不均、共享不畅等问题。而制约共享深层次发展的瓶颈主要有技术层、语义层、概念层和利益层等,其中利益层面的瓶颈是最主要、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而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绝不能回避利益机制的驱动,在侧重分析政府信息共享的一般成本、一般效益、多方博弈及匀衡利益等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中短期战术性共享和中长期战略性共享分步走的现实路径,促进我国政府信息共享向高层次发展。     

新加坡政府机制建设的基本经验——基于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

在主导新加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新加坡政府不断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积极完善强制、汲取、共识、监管、协调、表达、整合和再分配等政府机制,为铸就"新加坡奇迹"提供了制度条件、制度环境和制度功能上的保证。     

政治文明视野下加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培植先进的政治文化,完善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设完备的党际监督体系,是保证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新世纪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