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战争法思想中的“仁本”关怀

＂仁＂在人类不得不面对战争,又努力避免战争的损害之初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法的使命决定了它在处理＂仁＂与战争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过程中必须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先秦时期战争法思想的这一使命,是通过选取战争中的某一关键点（战争目的、战争的合法性以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将其与＂仁＂相联系,从而实现了战争法思想的＂仁本＂关怀,为日后战争法平衡军事必要与人道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先秦战争法的演变及其动力探究

先秦战争法作为中国传统战争法的源头，在军事需要和人道追求的相互作用中，经历了夏商的萌芽期、西周和春秋的成熟期，以及战国的衰落期三个发展阶段。在西周、春秋时期较为成熟的礼制文明中，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出具有丰富人道追求的、包含政治和伦理特点的战争规范。先秦战争法的演变，与先秦政治体制的演变、先秦国家法度的演变，以及人文精神的发展密切相关。     

论孔子对战争合法性的认识

战争的合法性是战争法研究的基本问题。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孔子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性反思。孔子从理想的层面,是否定战争的,但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又肯定战争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孔子认为,战争应以＂礼＂为标准进行评价,合＂礼＂的战争就是合法的,违＂礼＂的战争就是非法的。孔子的这一认识,根源于他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思考,体现了周人从道德角度思考政治权力和判断战争行为的文化传统。这一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在以对战争的价值判断取代对战争行为的约束的思想倾向。然而,孔子对战争的思考,体现了古代先贤从道义出发,力图规制战争的努力,其中凸现的道德精神,对战争法理论的发展依然不无现实意义。     

仁为兵本,兵依仁用——略论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及人道规则

先秦兵学蕴涵丰富的人道观念和人道规则。它植根于“仁为兵本”,引申为“兵依仁用”,并把“仁为兵本,兵依仁用”作为战争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与人道规则与现代国际人道法,在限制武力使用、减轻战争灾难这一方面,是相通或者相同的;但先秦兵学的人道观念和人道规则,是战争艺术的内在要求,而国际人道法则是对战争的外在限制,在这一方面,两者又不一样。故此,西方的大军事学家,少有对战争中人道要求的正面论述,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其斥之为“伪善”;而中国大军事家的作战指导思想往往与国际人道法的要求暗合。“仁为兵本,兵依仁用”,既是先秦中国兵学的精华,也贯穿并主导着先秦以后中国兵学的发展。它作为中国军队之魂,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外部因素对宋金元时代中西医学影响比较

宋金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在这一时期高度发达的学术文化,与同时期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文明的相对落后形成鲜明对比.政治、科技、宗教、哲学与战争等外部因素对这一时期的中西医学都各有影响,说明医学不是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医学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发展分不开.同时从社会大背景下客观横向地比较宋金元时代中西医学历史演变的异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西医学异同的原因.     

中国古代战争动员的源与流

中国古代战争动员源于先秦,流于历朝历代。先秦时期,民军制、会盟誓师构成了战争动员雏形,"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成为战争动员常策;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下的战争动员体制形成,郡县征兵制、屯田实边、兴修栈道等具有长远历史影响的动员方式上升为国家制度;隋唐宋时期,战争动员领域进一步拓展,漕运、仓储、造船、火药等成为战争动员重要领域;元明清时期,军屯制的实行与发展为边疆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军法的早期形态

先秦时期军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法的早期渊源。这一时期军事法有四种比较重要的表现形态：誓，礼，律，兵书。誓产生于夏朝，“甘誓”是夏朝的基本军事法，商朝有“汤誓”，西周有“牧誓”和“费誓”，它们大都是古代战争动员令的记录。“礼”起源于祭祀，它体现的宗法精神是夏、商、周三代军事法的核心。到西周时，礼成为军事法的主要形态，对军事行政法、军事组织法、兵役法律制度、军事后勤法律制度等都有规定。“律”在甲骨文中曾有记载，是关于军队的法律，作为一种军事法的形态，律一直在完善、发展，是我国军事刑法的雏形。兵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军事法的一种特殊形态     

传统军事法律文化的三个向度及其现代价值

传统军事法律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以法律对军事事项的规范,解决战争问题、实现和平与秩序的理论成果和精神财富。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儒、法、道三家,形成传统军事法律文化的伦理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三个向度。传统军事法文化凸显了古人对于军事问题的法律思考,与政治、伦理等紧密联系,在构建良好政治、社会秩序的思维模式下,探讨战争、探讨军事问题。     

回顾与展望:1999-2000年中国战争法学研究综述

1999-2000年,中国战争法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科索沃战争中的战争法问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高技术战争与战争法、<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与惩治战争犯罪、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法律问题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新的一年,学者们将围绕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法律问题等五个问题展开重点研究.     

古代汉语没有积极修辞的转类吗--与郭焰坤先生商榷

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具有特定的修辞结构和特殊的修辞效果。这种辞格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运用也渐趋成熟。而《修辞学习》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转类性质的历史演变》一文,其作者郭焰坤先生列举了大量名词适用的例子,认为“转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质”、“先秦两汉时的转类不是辞格”、“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方式,它萌芽于明末清初而成熟于五四之后”。郭焰坤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革命动员视角下的军政关系调适——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于革命动员的需要,对军政关系的问题给予了积极的探索。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整,军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各苏区得到了确立。而军政关系的和谐,不仅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也为之后革命与建设时期军政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国际人道法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适用探析

传统意义上,国际人道法是适用于战争或武装冲突的规则。随着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日益增多,因其特征、形式与战争行为存在诸多相似性,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类似于战争的行为和后果。这就要求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人道法的适用问题。基于此,本文探讨了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能否适用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国际人道法以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出现对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工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为此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架构,建立和完善包括科学的分工协作、成果分享机制和智力、财力支持制度,并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调查研究方式方法。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有力促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保证了整风运动胜利开展,提高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党性,实现了党群干群关系和谐。     

冷战后中国大陆中日关系研究的数量分析——状况、特点和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学理角度总结并审视其历程和现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之学术文章的数量分析,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具有社会性、政治性、政策性和多样化的特征,并存在若干问题,其核心问题在于问题意识学术性的薄弱。正确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超越中求得发展,中日关系研究必将实现飞跃式发展。     

先秦儒家孝道研究

孝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这一根本是由先秦儒家奠定和确立的。本书以“先秦儒家孝道研究”为题,就是想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先秦时期的社会变迁与儒家孝道思想的形成、发展,认识其本来面目,对其性质进行恰如其分的评析。本书着重探讨了孝道的源起及其宗教伦理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解读

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呈现出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内容。这一时期苏联进行了艰苦卓越的对德战争,对华则实行了双重外交政策。抗战时期也是中共从弱小走向成熟的时期,与苏联发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恩恩怨怨。     

战争法区分原则功能论析

区分原则是战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战争法规范体系的一种根本性规范,承载并体现了战争法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区分原则对于促进战争正义的实现、平衡军事需要与人道保护、指导战争法的发展与实施、引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沉默权制度: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点——试评《沉默权制度研究》

孙长永教授的《沉默权制度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沉默权制度的重要著作之一,本篇书评试图从一个不同的视角解读沉默权制度。这一制度并不能从自身说明其存在的伦理必要,笔者认为从更广阔的视角———宪政的原则、人权的基本定位入手,从而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进入视野。     

民初婚姻法律近代化的几个问题

上承晚清下启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民初法律近代化,是中国法律近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恪守礼法”的立法指导下,民初婚姻法律近代化颇具传统特色。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我们应对这一时期婚姻法律近代化的诸多问题给予重新审视。     

略论先秦鬼神思想的演变及历史地位

先秦鬼神思想是中国古代鬼神崇拜的源头,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人们认识先秦历史,宣传无神论有着积极意义。本文以时间为序,对先秦各时期的鬼神思想进行粗浅的论述,力求纵向探索、阐述先秦鬼神思想演变及原因,说明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对立面无神论也在萌芽及发展,为多角度地认识先秦历史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