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争与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在利比亚战争中,以北约为首对利比亚内乱（或内战）的国际干涉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干涉,它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而且与以前相比,这一干涉还呈现出许多新的模式和特点。在政治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干预,虽说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借用＂保护责任＂或＂人道＂的幌子,则是第1973号决议的特点;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颁发的逮捕令,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政治层面延至司法机构;西方国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接二连三的＂承认＂,并单方面决定向该委员会移交利比亚国家被它们在开战后冻结的资产等,都清楚地表明：国际干涉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变化,并对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     

主权与人权:现代国际法的博弈与发展——从菲德罗斯的论断出发

菲德罗斯认为国际法现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的法律”,但将发展为“人类的法律”,这表明了国际法从主权定向转为人权定向的观点.人权的兴起对国际法产生深远影响,带来了人权国际法分支、对一切的义务观和国际刑庭等新的变化,也在不使用武力、保护的责任、个人的国际法地位等方面产生了与主权的博弈.主权导向的国际法仍将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人权定向则根植于现实的需求并将成为国际法的发展方向.进一步看,主权和人权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类的法律”是对“国家之间的法律”的发展和超越而非否定.     

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分析

索马里海盗问题由来已久,并在最近几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2009、2010年连续通过有关决议,授权相应各国及区域组织打击海盗,并几次延长行动时间。对于安理会授权打击海盗的行为,在国际法上看,是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指导下的行为,是对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新注解,同时也是对联合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关系的经典诠释。但该行为仍旧有一定的法律局限性。如何克服这些局限,并从根本上杜绝亚丁湾的海盗现象,是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走向的焦点。     

浅谈侦查讯问中“囚徒困境”的分析与运用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在侦查讯问中的具体应用,其研究对象是共同犯罪形态下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博弈行为。＂囚徒困境＂是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所有犯罪嫌疑人都选择招供的＂纳什均衡＂是该博弈的解,这也正是侦查讯问工作的目的所在。＂囚徒困境＂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需要满足理性人、静态博弈和利益驱动三个基本条件,故应当从调整讯问策略和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2011年武装冲突法事件述评

一、北约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合法性值得怀疑2011年2月中旬以来，利比亚爆发大规模骚乱，卡扎菲政权对民众进行镇压，并造成平民伤亡。为此，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970和1973号决议。之后，美法英等国以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利比亚实施了长达191天的军事打击。     

当代国际法的若干发展趋势

伴随着国际社会主体结构进一步向多元发展,国际法领域反映出新的发展趋势：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国际制度性权力博弈向纵深拓展,国际法治逐步趋于加强,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凸显,国际法进入加速量变阶段。在挑战与机遇共存中,应妥善应因国际法的新发展。     

关于海盗罪的国际法规则的发展观察

海盗一直是主权国家海上贸易的最大威胁之一。索马里海盗对各国商船的一系列劫掠事件以及去年各国纷纷派遣舰队打击活跃在亚丁湾海域的索马里海盗的行动,说明了国际法在应对和惩治海盗罪方面的不足。联合国安理会1816号决议以限制索马里政府国家主权的特别方式授权各国积极打击海盗。这一特别措施虽然仅仅针对索马里海盗适用,但却在法律上引起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海盗罪定义的扩大、对海盗罪的管辖权以及国家在领海内防止和惩治海盗的谨慎注意义务。本文以安理会1816号决议为基础着重分析上述关于海盗罪的新的法律问题。     

国际法在世界政治中的首要地位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国际法有过不同的态度,从不适当地夸大它的作用到完全忽视其作用。T.格老秀斯认为:“违反自然法和万国法的国家也就永远毁坏了自己在将来的安宁的基础。”而以往许多的(并且是不大久远的)政治活动家诸如俾斯麦等人却通常认为时代的大问题不是用演说和决议,而是     

论集体安全制度对禁止使用武力原则的实施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是对国际法缺乏强制执行力的突破,该机制在对禁止武力原则的实施中发挥了规范与解释、监督与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执行与制裁等作用.但是冷战结束后,由于集体安全机制日益受到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挑战,因此,对其决议机制等问题的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     

论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

索马里海盗的猖獗行为,对国际航运和海上航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是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威胁与破坏。在索马里沿海打击海盗,涉及不同的海域,各海域法律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不同的海域打击海盗有不同的国际法依据,涉及不同的国际公约规则。文章依据有关公约和学者学说,结合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分析和阐明了在各海域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也有助于中国海军依法护航,依法维护国家利益。     

司法方法解决国际经济争端中的“英美法系偏好”述评

晚近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相关争端的司法审理过程中,突破现有国际法规则的"英美法系偏好"亦渐成事实,不仅侵蚀了构成国际法基石之一的国家主权规则,也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新的国际法合法性危机。造成这一事实的主要因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国内法律之既存体系、思维、方法及规则逐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为国际格局中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对此,中国应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提升博弈能力与技巧,服务于开放型经济的健康发展。     

党的“一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下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下称《决议》）,被认为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肇端。尽管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排斥并反对与其他党派联系,但＂一大＂仍然孕育着国共合作思想的萌芽,只是由于各方条件所限而难以实现;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及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一大＂国共合作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论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兼评国际法委员会对该议题下的规则编纂的新进展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是国际法的两个分支——条约法和战争法的交叉部分。传统国际法规则对武装冲突的影响采取较为僵化、单一的态度,而在现代武装冲突条件下,国家的实践对条约的效力是否继续有效倾向于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武装冲突条件下条约的效力并不是一味地废止、终止,也不是简单地归于中止,而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条约的效力并没有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判断武装冲突对条约效力的影响,应当适用具有操作保障性的“意图”标准。当发生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武装冲突时,成员国首先应当遵守安理会的决议。国内武装冲突虽然属于一国内政,但它也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条约的效力。     

国际法上的“使用武力”问题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近20年来,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法律性质无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1945年联合国初创时提出的理念渐行渐远。在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干涉＂和＂为维护民主实施的干涉＂盛行,严重冲击着国际法上关于使用武力的原则规则;联合国屡次背离长期坚持的＂不偏不倚第三方＂立场,强行介入国内武装冲突,招致重大损失;有关国家集团在联合国体制内或者体制外使用武力产生了极为消极的法律后果;某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未经当事国同意实施＂强制和平＂行动,个别经济类区域组织越权对会员国采取军事行动;为配合联合国的政治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对在任国家元首发出逮捕令。这些做法在使国际法的制裁和强制功能得到加强的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试图根本颠覆传统国际法上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制度。因此,我们必须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态度对待当前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其进行改革和重构,使其在强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功能的同时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相契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国际法上自决性公民投票刍议

国际法上的自决性公民投票与国内法上的民主性公民投票有着重要的不同,它有自己独特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它的国际法渊源是自决权原则、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决议。它的合法性要件包括有合法的理由、出于自愿和联合国的监督。它的基本形式有领土归属性公民投票和领土独立性公民投票。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决性公民投票在国际法上的适用及其规则,防止其被分离主义势力所利用。     

国家主权在国际自然灾害救援中的合理制约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根据该原则联合国有关文件规定国际救援必须在受灾国政府同意的基础上,应受灾国的请求而提供。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如果因片面地强调国家主权而使国际救援不能及时进行,则会造成对人权保障的缺失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国际救援中,国家主权应受到保护人权原则、＂保护责任＂和国际与国内法律的合理制约。     

中国历史性依据在南沙争端中的国际法地位

南沙争端所涉国际法问题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国主张的历史性依据与其他争端国主张的海洋法依据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即中国主张的历史性依据在南沙争端中的国际法地位问题。依据国际法的先占原则,通过对中国历史性依据的梳理归纳,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性依据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是内在统一的,而周边邻国对南沙诸岛拥有主权,是违反国际法上的＂禁止反言＂原则的,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历史性依据是充分而有力的,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任何国家无法以任何借口动摇我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法理基础。     

浅谈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

人权条约和决议与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责任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共同构成了人权保护国际程序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机构和人权条约机构为国际法程序提供了运作机制。人权保护的国际法程序可以概括为监督程序、控诉程序、调查程序、司法程序及其他程序。借口人道危机,西方大国未经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干涉,缺乏法律支持。以暴制暴不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程序的启动方式。     

军事斗争行为的法律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国际范围的军事斗争行为中,个人也逐渐成了其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战争权不再是国家的绝对权利,作为国际法的正常主体要负法律责任。从国内法角度看,法与军事斗争具有阶级同源性,它们的政治本质相通,社会作用也相同,虽然某些军事斗争行为不仅具备犯罪构成的外部特性,也确实侵害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但由于其特殊性,行为主体阻却违法应成立。在国际社会中,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现已被国际法确认为非法,并且联合国对一国采取军事斗争行为的合法性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国际法的起源和新发展

国际法是有关国家之间的法律,它源远流长,但直到17世纪主权国家的产生,国际法才得以正名并名副其实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而丰富和充实,对维护世界和平,调节国家民族之间矛盾,促进世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然而国际法也有它天生的瑕疵,不仅国际法林林总总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对违法者(特别是大国)其约束力也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