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与中国的参与

经济走廊建设是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的重要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将次区域交通走廊的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2008年6月,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标志着GMS交通走廊将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经济走廊。本文认为,经济走廊建设是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路径和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并将对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信任度研究

进行了12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成立时的初衷尚有相当的距离,其中障碍之一是各合作方之间在政治上缺乏信任,而湄公河水资源开发有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是导致各方政治信任度不高的关键所在。目前,促进合作各方在政治上相互信任、真诚合作和高度重视环境安全至关重要。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3月27～28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合作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会议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的7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如何进一步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讨,并就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与环境、地区合作、国际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与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的进展、困难与前景

旅游合作是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行领域,对推动GMS的全面合作意义重大.本文阐述了GMS旅游合作的进展,分析了面临的困难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未来5～10年的合作前景进行了展望.     

亚洲开发银行与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活跃,并形成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参与的合作机制.其中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组织的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最有成效的一个.本文试图探究亚行在湄公河区域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与挑战.     

发展替代产业 推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本文论述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面临的毒品问题及其对次区域合作的负面影响，探讨了发展替代产业对遏制毒品泛滥和推进次区域合作的作用和意义，介绍了有关各国发展替代种植、替代产业的情况，并从国际环境、地理、人文、经济互补性等方面分析了当前发展替代产业所具备的有利因素，最后就次区域发展替代产业的资金引进、合作机制、合作范围、发展层次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冷战后日本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行动选择研究

冷战后,日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援助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合作,日本现已成为GMS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其对GMS五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本文论述了日本出台GMS政策的背景,对日本GMS政策及其行动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今后的走向做出展望.     

《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下的中方商务人员流动问题

《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以下简称《行动框架》)将商务人员流动确定为四个优先合作领域之一。本文根据《行动框架》的指导精神,在分析中国商务人员流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方实施《行动框架》的对策措施。     

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难点与突破

泛北部湾合作是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的一个海上次区域经济合作,与陆上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一起,构成了中国-东盟的全方位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泛北优势在海,范围广,潜力大,但困难和挑战也大。合作的突破在项目。南宁-新加坡走廊、中国投资参与东盟东部增长区发展、北部湾经济圈等项目的推进将惠及所有泛北成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主动和率先崛起,成为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核心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提出建立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为泛北合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未来五年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展望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已经融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内并将成为自贸区建设的先行示范区 ,这表明这一合作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本文对未来 5年在交通、资源、农林、旅游等重要领域的合作进行了展望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关系学意义解读

以往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了其经济意义,而忽视了其国际关系学方面的意义。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GMS经济合作不但促进了GMS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促进了这些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良性互动,反过来又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文主要探讨GMS经济合作在冷战后GMS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以及“和谐区域”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澜湄合作与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

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包括难民、人口贩卖、非法偷渡和非法务工等类型,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发展与治理等诸多因素。非法移民问题既是威胁澜湄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中美在澜湄地区竞争与博弈的焦点性安全议题之一。非法移民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其多重性的影响因素需要复合性的区域治理方法和路径。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首个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澜湄合作将非法移民治理列为重要的合作内容,在治理过程中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和内化全球安全倡议,平衡与兼顾发展和安全,力图建构完善的合作框架与机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推动对非法移民的根源性治理,引领建设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从抗非典看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

本文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研究了非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论述了东亚各国联合抗击非典的主要措施及其重要意义 ,对东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前景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几点建议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的挑战

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来自区域的自然地理,也来自区域的社会环境,还有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问题。执法安全合作所要面对的最直接的便是通过民间便道而聚集的跨国界人流与物流,而四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合作意愿程度、执法管控能力,以及国内政治局势都存在着差异,这些都对执法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四国合作意愿的差异与四国受益差别直接相关,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复杂因素渗入东南亚地区,使得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的挑战。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     

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

如何和平共享越境水资源一直是跨国流域关系构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和挑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合作管理是理性而共赢的选择,其不仅会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拓展和深化,更会推动整个区域的合作,从而使国家间获益的程度和范围远远超过河流合作本身所带来的收益。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涵盖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等多维向度。作为最重要的两个次区域多边机制,GMS和MRC作用积极但成效有限,缺乏区域认同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该流域水资源管理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未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需要提升流域一级的综合合作,加强高级别的政治参与。而中国作为上游国家,也需要从战略高度思考如何发挥地区性大国作用,对共享水资源进行更长远、更系统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