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数字平台何以驱动政府回应性治理？——基于Y市“一接就办”平台的案例研究

“平台”是数字政府的关键组成部分。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组织属性、技术效率两个视角展开分析,很少以微观行为视角探讨平台推动政府回应社会的深层机制,从而忽视了科层与平台互动共生的行为机制及其表现。基于科层与平台的互动逻辑构建了“流程式整合”分析框架,并以此框架透析Y市“一接就办”平台实践经验,探究平台运作、科层组织行为与复杂社会治理的关联逻辑。研究发现,面对复杂社会诉求,平台通过工作流程的生产、运行、办结或重启的完整闭环“统合”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行为,驱动条块组织围绕诉求调整职责、展开协作,吸纳社会参与诉求反映和监督评价,由此调适政府组织间关系和激发社会参与活力,实现复杂社会的回应性治理。研究结论为分析科层与平台的互动共生提供了一个“流程式整合”理论模型,可为深化平台实践探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数字老龄化的中国优势:释放数字红利北大核心CSSCI

当下数字中国的崛起历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伴共存。老龄社会新形态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日渐突显,呈现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的新影响与新态势。数字老龄化并非旨向“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博弈,其概念要义在于从适应技术到参与社会的理论递进;在继承“积极老龄观”理念与发展“健康、参与和保障”行动中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共识范畴。中国数字老龄化超越了西方国家以技术为中心的单一逻辑,在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共举的复合结构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弥合数字鸿沟上,中国数字老龄化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凭借制度、理念、文化与人才等多重优势,中国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积聚老龄社会下建设数字强国的中国力量。     

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种解释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在绩效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绩效损失现象。既有研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解释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高低问题,但相对忽视了绩效损失的类型化和政府结构的层级性。本文尝试构建“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层级政府技术执行的互动过程如何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Y市的案例说明,在技术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的激励失衡、中间政府的目标替代和基层政府的拼凑应对所形成的层级缝隙,最终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具体表现为使命型、工具型和权益型三种类型的绩效损失。这一发现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问题的认知,并为提升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绩效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无缝化与边界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安全悖论与超越

数字政府建设已在我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安全问题成为制约其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数字政府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将会引发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对技术与制度的过度依赖不但无法化解安全风险,反而可能激发新的矛盾,因而必须从数字政府建设本身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数字政府建设中主体间、时空间、层级间、虚实间的无缝化与边界化趋势并存现象及张力作用,可能造成其在协同性、网络性、回应性、互嵌性等方面的安全悖论。必须认清这些悖论的属性特征,重塑数字政府结构与机能。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意义——一种微观层面的考察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核心内容,因此政府管理行为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管理创新促使政府管理行为在形成上从权力性走向关系性、在权力运作方式上从强制性走向柔性、在权力实施重心上从事前审批走向事后监管;而行政法的微观制度是以政府行为为轴心构建起来的,因此通过透视政府行为的转变,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行政法制度建构重点的转向提供一个大体思路。     

地方政府创新：内涵、模式与路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催生了中国各级政府的创新活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应当紧扣时代主题,以建设负责任、有回应力的服务型政府为终极目标,从政治、行政以及公共服务等多方面人手来开展创新实践。     

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中国包容性社会建设的政策构建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广为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造成现阶段中国弱势群体产生及其弱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经济、政治及社会领域存在着的社会排斥。社会质量理论研究认为,社会包容是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制度因素。建设中国包容性社会,亟需包容性政策的构建,即以公民权作为社会政策建构的价值基础,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强化社会政策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建立健全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表达机制。     

城市未来社区的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

城市未来社区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和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的创新路径。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出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的整体框架,并结合案例深入探究了城市未来社区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未来社区具有全面感知、动态可视、虚实互动、协同演进的优势特征。同时,城市未来社区也面临三大融入困境,包括存在过于追求未来社区的高大上,忽视居民的民生需求;居民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适应未来社区生活;不会应用社区现代信息技术,无法真正融入社区。政府及相关企业需从规划建设上通过全要素表达融入居民利益诉求;从运营管理上促进全过程呈现,提升科学精准管理;从治理服务上实现全周期可溯,切实保障居民权益;从社会保障上完善全域性监管,严防数字风险产生,扎实推进未来社区高质量发展。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及其与生态公共治理的内在契合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于我国而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意欲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系列不协调问题,它必然也涵盖生态治理领域。包容性增长的参与和共享的核心理念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治理领域中新兴的公众参与势头,我们亟需改革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格局,包容多元治理主体,促成环保社会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和资源共享,构建中国化的生态公共治理体系。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审思与再造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它的任何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的利益整合和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政府回应要求政府对社会发展和公民诉求做出积极反应与回复。政府社会管理机制的完善是提升政府回应力的客观使然，更是应对当代社会转型和促进社会稳定的理性选择。政府行为的理念塑造、流程设置以及机制规范，是创新政府社会管理不可缺少的要素与条件。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公民社会的功能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内在地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谋合作,逻辑地体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彼此回应。因此,公民社会的健全与否,其功能的强与弱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质量。而我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社会,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们要积极寻找完善公民社会的对策,强化公民社会的建设,使其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发挥应有功能。     

社会转型期公共服务的目标、挑战和发展措施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公共服务的目标是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广泛、可持续性、政府保障和均等化,实践上面临着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机制不健全等巨大挑战,必须贯彻落实全面改革与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流程。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面引领数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笔谈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规划》并具体化提出“2522”总体布局,即“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两大基础,“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两个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关键能力,“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两个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全面开启数字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多方协力,坚持整体主义方略,通过优化路径、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数据治理转段与创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等,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乡镇政府回应：意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否对乡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的需求做出积极、负责任的回应，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因此，提升乡镇政府回应能力就要改革压力型行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把握好回应指向；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乡镇政府回应机制和注重对乡镇政府回应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估等。     

共同富裕目标下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定位、挑战与方向

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任务对当前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从“可行能力-群体需要”框架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存在能力相对不足者、能力发展迟缓者和能力易受损害者等可行能力弱势群体。因而,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有效回应可行能力弱势群体需要,发挥托底安全阀、能力加速器、风险消防栓等作用。但是,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存在救助标准的低水平性、救助内容的匮乏性、救助结构的偏移性、救助方式的事后性、救助主体的单一性等问题,难以有效回应可行能力弱势群体的可持续能力提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适时性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确立清单式救助服务体系、厘定能力建设型救助结构、建立智能型主动发现机制、建设高效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

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平稳运行需要通过包容完备的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进行保障。目前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是较为零散且相对孤立的,甚至存在着冲突与割裂。数据的“流动性”、数字经济市场空间的“共通性”和数字经济发展机会的“共享性”决定了数字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包容性的数字经济规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示范性的作用,既要充分尊重数字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也要实现数字经济规则的普遍适用,最大限度保障各方主体平等参与数字经济的治理、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的包容性发展和完善。     

和谐视野下执政党政治包容性的提升

执政党政治包容性是保持执政党生命力、巩固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政治品质。执政党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价值多元、利益分化的现实情况,不断提升政治包容性,求同存异,最大限度满足社会不同组织和个人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从而达成社会包容性发展、稳定和谐的双赢结果。社会的和谐需要提升执政党政治包容性,建立包容协调的社会利益诉求多元表达的基础;注重在与民众包容与协商互动中不断提升执政水平与执政能力;以包容筑牢社会信任关系的基石;以政治包容性拓展民意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