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警惕基层陷入“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怪圈

近年来,基层减负工作中出现了数字减负形式主义新变种,以数字挂帅数字变通数字工程为突出表现。其炮制减负工作假象、增添减负工作负担、干扰减负工作开展,导致公共权力错位、基层治理缺位、政策落实空位。数字减负形式主义的产生具有多种原因。数字减负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从权责相当、职责清晰、究责完备、督责有力四个方面为政绩观复位、为责任心补钙。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根源及治理对策——以T市调研分析为例

由于政绩观错位、能力不足、官僚主义、考核偏差以及制度漏洞等种种原因,致使形式主义不但未能根除,而且出现了新的隐形变种,成为困扰基层的一大顽疾。政绩观错位使得形式主义存在主观故意,本领恐慌使得形式主义成为工作惯性,官僚主义的存在使得形式主义得以滋生蔓延,考核偏差为形式主义提供了土壤温床,制度漏洞增加了治理形式主义的客观难度,"政治正确"的外衣使得形式主义具有隐蔽性。整治形式主义,要坚持靶向治疗、源头治理和构建长效机制,抓好思想教育、关键领域、权责清单、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开展一场根治形式主义的大围剿和攻坚战,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广大党员干部可以轻装上阵。     

“摘牌”何以促减负：基层形式主义整治的组织符号逻辑——基于Y市A社区清理挂牌的实践考察

形式主义引发的工作负担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顽疾,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组织权力结构,认为形式主义整治并未带来减负效果。本文以Y市A社区清理挂牌工作为例,揭示了其形式主义整治促进基层减负的组织符号逻辑：信息递送层面,对条线部门机构“摘牌”带来了文牍负担消解,抑制了上下加码的动机;关系建构层面,指导检查过程的“清牌”带来了遵从负担消解,重塑了政社关系认知;价值生产层面,业务考核环节的“去牌”带来了竞逐负担消解,推动了社区的服务宗旨回归。研究表明,形式主义整治的效果可以超越“形式”本身,带来深层的权力运行和主体互动关系调整。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制度：优势、挑战与前景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是理解技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维度。以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在制度规范生成与传播、制度合理性与有效性、制度自我修复与演化和制度运行的技术逻辑等方面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数字技术赋能下基层民主制度进一步彰显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实践准则、增强制度的问题解决能力、提升制度的权威性与认受性、激活制度的政治社会化功用。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因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给基层民主制度运行带来的有关政治平等、制度公正、政治参与、制度目标等方面的挑战和难题。为此,有必要在观念方面坚持基层民主制度政治价值的主导地位、在技术方面将基层民主制度下的共识规范嵌入数字技术、在制度方面形成组织协同下的问题解决机制。数字时代仍应聚焦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使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需要。     

“结构-过程”视域中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基于G村村规民约建设的经验分析

实现对基层形式主义的靶向治理,必须在理论上深刻把握其行为本质与发生机理。既有研究大多从静态形式与内容、结构与行动的二分出发,较少看到形式与内容的动态转化和结构与行动的动态互动。文章运用“结构-过程”分析框架,以G村村规民约建设为案例,检视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分析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过程和结构。研究发现:基层形式主义的行为本质是片面的形式追求,过度追求可视性较强、成本较低的治理形式,对可视性弱、成本较高的形式消极敷衍;基层形式主义的发生,是行动者经过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从而程序虚化“走过场”、制度空转“摆样子”、话术精炼“做文章”;引致基层形式主义的结构性原因,是科层治理挤占了简约治理的自主空间,使基层治理形式可视性弱化并抬高了治理形式的落实成本。长远来看,根治基层形式主义需要在科层治理与简约治理之间发展出更为精细的协同互动机制。     

基层治理中形式主义的成因探讨与根除对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社会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愈发成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形式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关乎思想作风问题、能力素质问题、群众参与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亦有科层制的负面影响、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趋势、上下级组织资源不对等、压力型体制、过度考核检查等客观因素。欲根除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需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循着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去探索。应简政放权,充实基层组织资源,推进基层机构改革,制定并实施"权责清单"制度,建立"一核多元"的基层科学治理体系;同时需加强学习,提升干部素质和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政绩观与求真务实的作风。     

技术执行的拼凑应对偏差:数字治理形式主义的发生逻辑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即数字化信息技术在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化“形式理性”对公共治理的“实质理性”替代现象。数字治理过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执行和拼凑应对偏差叠加,导致“完成任务式”“政治联合体”和“向下考核激励式”三种类型的数字治理形式主义。在发生逻辑上,向上完成任务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唯上主义、单向传导、化约主义和短期主义的拼凑应对偏差;政治联合体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纵向组织间基于数字信息系统的共谋性拼凑应对偏差,横向部门间基于数字信息逻辑化的联合性拼凑应对偏差,选择性执行下的策略性拼凑应对偏差;向下考核式数字治理形式主义源于数字治理的标准化偏差、政策指标的顶格性偏差、公共治理的分离性偏差。为此,须通过数字治理的技术执行体制改革,从技术和组织的良性互动出发,矫治数字治理形式主义。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危机学习何以驱动数字治理技术的持续创新？——基于“健康码”演进史的考察

作为一项极具典型的数字治理技术,“健康码”何以实现持续创新？基于危机学习的知识管理视角,对“健康码”的演进史进行考察,尝试解释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危机学习是如何驱动数字治理技术持续创新的。研究发现：危机情境下数字治理技术的持续创新,本质上是创新主体持续开展危机学习进行持续知识累积的梯度渐进过程,体现出知识的流动、累积以及结构的变革。具体而言：(1)危机情境倒逼组织开展知识生产,强化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应急适应性,推动了“健康码”从无到有的突破式创新;(2)基于自主移植效应的知识扩散,呈现出存量的地方性知识与增量的外来性知识交互图景,促进了“健康码”从少到多的开放式创新;(3)共识重塑和规则再造作为知识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形塑了数字治理技术的新范式,为“健康码”从分到统的共生式创新提供了可能。将危机学习看作技术持续创新的重要变量,丰富了技术创新的解释图谱,拓展了危机学习的研究边界。     

数据即权力：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为例

数据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一部分,数据即权力。借用控制权理论,将“数据即权力”操作化为三个要素：数字指挥权、数字督导权、数字考核权。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浙江省“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整合过程为案例,围绕三个核心要素,对数字平台建设中的部门博弈与整合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平台代表着部门权力,是权力的聚合点,很多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展开权力博弈。然而,博弈产生的权力分散化、治理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使得数字平台建设从博弈走向整合。数字平台的整合遵循着从分权到集权的逻辑,整合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具有阶段性。每次数字平台的整合,部门之间围绕数字权力都重新进行激烈的博弈,最后权力会重新分配调整,数字平台也会随之迭代升级。     

旅游资本影响下的基层治理:冲突与应对——基于K市S镇的调研

在国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背景下,大量旅游资本下乡并成为影响所在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变量。在调研地区,旅游业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导致农民和旅游景区之间围绕土地补偿、生计维系以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冲突的形成。为了实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地基层治理体系不仅以景区为中心重新配置了公共权力,还通过建立景区管理组织和村级组织的干部交流机制、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方式应对当地村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基层治理体系为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旅游业市场不确定性增加,该治理体系的风险也可能相应增加。从长远来看,景区所在地的基层治理体系需要更加充分地保障村民有序参与村庄治理的主体性,确保地方长远利益和农民当前利益的平衡。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跨层级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的底层实践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考察发现：联镇包村制度的运作逻辑显现出跨层级治理表征,是地方政府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压力型体制与目标考核的情境下回应基层社会多元化诉求而作出的一个应然制度安排。联镇包村制度化运作过程不仅具有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也蕴含反科层化行动取向。在多重压力下,各驻村干部差异化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名实分离状态,因而亟需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才能推动跨层级治理的可持续化运作。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现状及提升路径——基于T市Z镇18个社区的考察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法宝。T市Z镇通过强化社区党建引领、做实社区治理平台、打造社区治理“全科网格”等方式,营造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社会治理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然而,Z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党组织治理权威不强、引领能力较弱,社区治理活力略显不足等问题。基于此,要塑造与强化党组织治理权威,着力增强党员先锋模范意识;增强与提高党组织引领能力,促进多方社区资源有效整合;构建与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持续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快手多维空间建构与运用——基于乌苏里江Z镇渔民的考察

涵盖地理位置和文化位置的物质空间,与国家治策、平台规训、观众想象套嵌出的精神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既包含二者又超越二者、充满着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第三空间”。文章基于对乌苏里江Z镇渔民的考察,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剖析快手多维空间的建构路径与内涵,既是对快手运作逻辑与发展规律的把握,也是对第三空间理论再语境化的尝试。     

村干部年轻化与基层治理变迁——基于“走读干部”现象的考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队伍建设出现村干部年轻化的典型趋势。通过考察在行政村一级出现的青年干部走读现象,分析村干部走读现象的制度生成结构与个体形塑机制,探讨村干部年轻化趋势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变迁及其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村干部年轻化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通过制度调整为年轻人进入村干部队伍释放体制机会,村庄发展去功能化与村庄公共性弱化为年轻人释放村庄政治空间,县域青年的体制偏好和家庭城镇化目标塑造出青年村干部走读的客观结果。然而,青年干部的发展策略围绕个人和家庭调整,给基层治理体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职业认知与办事员身份契合,导致村级治理悬浮,最终强化村庄治理行政化面向。     

基层治理创新视域下官员直播带货何以持续？——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官员直播带货作为“直播经济”的一种形态,对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宣传农村特色文化和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撬动作用。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可持续理论构建了官员持续直播带货的分析框架,并根据典型性和差异性原则选取40个官员直播带货典型案例,运用fs QCA对官员持续直播带货的实现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当外部声誉和数字水平受限时,如果地方政府能够高度重视官员直播带货且能够保持较好的用户黏性,那么级别较低的政府官员直播带货就具有持续更新的动力。当政府重视和外部声誉受限时,较高的用户黏度和强烈的带货需求在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仍然能够驱动低级别政府官员持续进行直播带货。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官员持续直播带货背后的多因素组合路径,同时也启示基层政府在官员直播带货中需要处理好身份关系、政民关系和城乡关系。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价值悖论及调适路径

数字时代,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一种共识和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运作逻辑体现为工具主义、化约主义和避责主义。虽然数字技术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现代化的曙光,但数字技术并不能独自带领基层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坦途。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证明“基层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并不是实现现代化的万能公式,相反,两者会在耦合互嵌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价值悖论,这主要表现为“协同与分化”“高效与低能”“自由与束缚”“赋权与集权”等多元目标之间的冲突和张力。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就要从制度、理念等多角度入手对二者之间的价值悖论进行调适,缓和数字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