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构建和谐社会与我国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的途经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拓展公民政策参与,这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实现公民政策参与制度化、建立参与型政治文化、推行公共政策决策听证制度以及发展各种非政府团体和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拓展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选择。     

政策论证中的实践逻辑运用——怒江水电开发政策规划的论证过程研究

怒江水电开发工程引发的公众关注和公众参与,在政策论证模式和公众参与方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政策科学的后实证主义方法论观点出发,运用政策论证的实践逻辑来分析怒江水电开发工程争论之中支持发展水电者与反对发展水电者的价值信仰以及话语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怒江水电开发政策论证过程中的专家与公众参与。     

“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个案研究

在当前对中国政策参与的研究中,网络对政策参与的影响渐受重视。文章结合中国的经验和已有研究,根据议程的提出者和制度化程度提出网络参与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三种模式:外压模式(网络偶发事件模式)、动员模式(专题型网络问政)和上书模式(留言板型网络问政)。上述模式中的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制度化水平较高,蕴含着政府和民众在政策参与上的地位的进一步平等化,显现出现有中国制度条件下网络影响政策参与的基本途径。研究对广东省惠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的网民留言和政府政策输出的分析,发现网民留言对政府政策输出的影响在数量上逐渐增加,但也表现出制度化之下的一个悖论:民众提出初步议题转化为政策的比例在增加,同时,回应内容相关性在持续下降。这可能预示着留言版型网络参与下的政策参与和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选择性回应"符合以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解释,预示中国的制度环境仍然是影响政策输出的重要原因。     

叙事式政策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叙事效应

叙事式政策框架主要是由马克·麦克贝斯、迈克尔·琼斯和伊丽莎白·沙纳汉三位学者创立,他们为回应萨巴蒂尔对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批评,将后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视角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试图提出一个主要讨论叙事在政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推动后现代政策分析学者与政策过程理论者对话,推进政策过程理论的发展。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叙事视角,另一类是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倡导联盟框架。其哲学基础是解释主义,在本体论方面坚持主观本体论,同时在认识论上坚持客观主义。政策叙事是其核心概念,对政策叙事的测量包含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微观、中观与宏观构成了分析的三个层次。在微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个人信念和行为的影响;在中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叙事对联盟的形成及其策略的影响,以及它对政策信念、公众意见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叙事式政策框架研究文化和制度式政策叙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论协商民主在行政决策机制中的引入

我国现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的行政决策机制由于“公众参与”之规定停留于一般要求,造成公众在机制中的“结构——过程”两阶段中角色断裂,进而使机制所追求的民主正当性目标落空。而强调公众参与的广泛与平等、重视理性与真诚协商、注重偏好转向的协商民主有助于修复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可能遗漏的民主性,美国行政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上验证了此种功能取向。由是,在我国行政决策机制中引入协商民主可成为一种增强决策过程民主性的选择性方案,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为此种引入提供了政治与制度基础。而协商民主要在行政决策中获得稳定性并持续发展,必需借助法律媒介使其制度化。     

从公众参与制度化的视角看我国公共决策的制度完善——以价格听证会为例

听证会的制度缺陷严重影响了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程度,使听证会制度在确保决策民主化方面的功能流于形式。建立听证会透明的协商机制与民主的沟通机制,是保证决策民主化及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前提。提高听证会代表的代表性、扩大听证会的范围、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是公众参与制度化的基本方向。     

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的反思与转型

当前,我国风险规制领域公众参与正处在参与不足与参与过度的困境,这实则暴露出风险规制公众参与的形式化。针对这一问题,主流法律学者主张应当通过利益组织化建构所谓的公众参与利益代表模式来解决公众参与形式化的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考察,公众参与的利益代表模式遵循多元主义的政治哲学传统,强调通过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竞争、博弈来对风险规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公众参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在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实质是协商论辩而非对抗妥协,因此在风险规制参与模式上应当向协商转向,建构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理论基础的风险规制公众参与模式,借由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来强化公众参与,克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最终塑造风险规制决策的正当性。     

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和个体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从法律角度而言,组织化问题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通过利益组织化而展开的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选择。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进程,本身将是中国现代化、民主化过程。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形式

公众参与是行政法学界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正是由于其"新兴",目前已有的奠基性研究主要聚焦于阐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着重于呼吁政府采纳公众参与。这种学术现状无意中令政府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行政机关承受着学术界对其不从实质意义上引入公众参与的批评;另一方面,学术界却没有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告诉政府究竟如何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本文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试图将公众参与理论向前推进一步,着重于研究公众参与的具体形式。笔者以立法和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形式为基础,提炼出一套公众参与形式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旨在帮助行政主体判断在具体的行政决策中以何种形式引进公众参与,从而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公众参与提供实用的理论指导。     

环境公共决策中个体参与之缺陷及其克服——以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个案为参照

当环境行政决策涉及重大环境利益之时,公众基于自身环境利益或者公共环境利益之考虑,常会积极参与行政过程来表达利益之诉求。然而,由于公众个体的参与能力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使得公众个体的参与往往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在转型期的中国,环境行政参与中更要强化公众参与主体的组织化,改变过多的公众个体无序参与之局面。     

城市化过程中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公众参与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程度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环境意识、民主进程和政治文明程度。但与此高涨的关注热情不相适应的是,我们在鼓励、支持、保障公众参与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鉴于此,本文在对环境法公众参与原则的基本内容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从城市化过程中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公共性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吸纳公众参与的现状,最后对城市化过程中贯彻公众参与原则,构建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及其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浅显的看法。     

西部环境保护的刑事政策分析

由于西部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在全国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性 ,西部开发活动中的环境刑事保护工作就显得相当重要和艰巨。环境刑事政策的制定应兼顾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两方面 ,环境刑事立法政策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还应确立保护生态环境法益的立法政策、刑罚上体现轻重适当政策。在环境刑事司法政策上应确定公正司法 ,力求社会公平的政策 ;环境刑事社会政策应确定广泛深入开展环境刑事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的环境法制意识和确定公众有权参与环境刑事保护的刑事社会政策。     

论行政决策法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耦合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现代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根本动力和价值追求是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通过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公众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上达到耦合,耦合的基本要求是公众参与制度化、利益团体多元化、信息公开规范化、监督形式多样化及责任追究明确化。     

基层政策企业家如何实现政策的创新与制度化?——基于温岭参与式预算的改革实践分析

【问题】政策企业家对公共部门创新政策的提出、引进、转换和执行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基层官员在推进政策创新与制度化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激励与约束,其行动策略及结果如何?已有研究对政策企业家类型学分析不足。【方法】本文以温岭参与式预算改革实践为案例,采用文本分析与深入访谈的方法,识别并分析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在政策创制与政策制度化两个环节的特质、策略及创新效果。【发现】不同层次人员存在角色差异:(1)一线政府工作人员可能充当项目冠军角色,创新政策设计,促使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结合。他们会借助专业和信息优势,设计方案,多方试点,并借助专家和媒体的力量落地创新。(2)中高层官员更可能充当过程中介的角色。他们会敏锐觉察制度空间,将创新方案与政治过程结合,并利用社会和政治资本,构建内部联盟和推动民众参与,实现创新制度化。【结论】基于中国多层级的政治体系,认为政治层级是区分基层官员企业家的重要依据。不同层级官员在政治权威、行动策略和政策影响等方面有所差异。对基层官员的分类与深入研究有助于细化对中国政策企业家及地方政策过程的理解。     

论信息时代的公众参与——以行政立法为例

对行政立法过程中低水平的普通公众参与的不满,导致学者们将希望寄托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然而,调查显示信息技术虽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并未产生重大的改变,制约公众参与的主要障碍并非技术上的因素.鉴于信息技术效果上的不确定性,电子化参与应作为传统参与方式的补充.为实现有效的公众参与,信息技术的应用须适当地嵌入行政管理的体制中,通过发展相应的评估标准,协助行政机关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     

论司法政策的正当性

司法政策既是制度运行过程中政治与法律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重新界分现有权力结构、权力关系与格局过程的政策性产物。面对质疑,从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两条路径,阐释了司法政策实质是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管理权的一种方式。司法政策获得正当性是立法缺位与司法能动下为实现大局司法的必然结果,但其也要得到政治与社会的双重认同。为体现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价值,应明确制定程序,引入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     

新媒体视阈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研究

当前,新媒体日益成为公众获取知识、表达民意、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平台.在新媒体视阈下,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既是机遇也面临挑战.为此,我们应着重培养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在此基础上,依托新媒体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加强网络参与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     

“二元协商”模型对我国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启示与借鉴

环境公众参与被定位为实现环境民主的具体制度,对其制度现状的审视与制度完善的建议应纳入民主理论框架内。协商民主理论与环境公众参与具有内在关联,完整的协商民主程序应包括公众参与结构性的社会学习和政策制定这两个阶段构成的“二元协商”框架模型,该模型对于完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学习阶段的审慎民意调查、网络公共论坛和民主恳谈会等形式为公众真正参与环境公共事务进行知识准备和程序训练;公众可以通过公民陪审团和社区环境活动等形式正式参与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     

浅论参与型刑事政策

政策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刑事政策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时需要一个择优的过程与机制,公民以单个个体或加入社会组织的形式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增加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公民参与,促进社会整合,逐步形成参与型的刑事政策。     

试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以温岭为例

公民参与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尤为重要,它有利于促进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本文以浙江温岭为例,阐述了民主恳谈会中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情况,总结了公民参与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公民参与存在的制度化规范不足、代表性失衡、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参与连续性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合理选择公民代表,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和强化公民后续监督等对策,以期为各地开展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