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认同与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当代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应当是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政治系统追求政治权力统治效能的有效性、制度规则的合法律性以及谋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它只是在追求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而政治权力主体与政治权力客体之间达成的价值认同才构成了当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质基础。政治权力主体只有将这些价值共识通过实践性活动体现于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形式基础与实质基础之间的融合,才能为当代政治合法性构筑坚实基础。     

政治合法性基础转变与宪法治理——《合法性与政治》读后感

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中国对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和意识形态到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了政治的进步也符合后发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但是面对经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社会转型的现实,我国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必将面临再次转变,而这次转变应当最终走向以社会共识为基础的宪法治理。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政府合法性

政府合法性一直是政治学者所关注的领域。许多政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合法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政府合法性进行进一步探讨,指出政治心理是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条件,政治思想是政府合法性的思想基础,政治社会化是政府合法性的催化剂。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协商民主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形式,其在巩固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处于执政转型期同时面对改革挑战的中共来说,合法性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协商民主来巩固执政合法性对中共来说意义重大,需要对其深入的研究.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困境与对策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遭遇了诸如政治参与度不够、腐败现象频发等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政治文化多元化、现代化的因素对合法性基础形成冲击等原因,提出了加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确保政治过程中的守法和提高政治产品的有效性的建议。     

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韦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尤为强调学术的文化政治担当,亦使其具有学者和"群众性政治家"双重身份。作为学者,他对现代社会"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法理型统治)模式进行了详尽分析;作为群众性政治家,他又明确提出了"领袖民主"(卡理斯玛型统治)合法化模式。这两种理论模式均具有政治现实主义和实证论倾向。哈贝马斯总体上拒绝了韦伯合法化模式的描述性路径,并极力批判了其领袖民主模式;但他亦将其合法化论说建基于韦伯式基于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模式之上,并做出了可以容纳道德性内容的理论重构。     

法治的基础与政府行为的公众合法性

法治经常被引用，但极为难以定义。在本文，笔者探讨了这一概念的几种共同定义，说明了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他然后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虽然这一定义不如许多定义全面，但它抓住了概念的本质核心。这一核心存在于一种制度化道德规范，通过它公众为公共权力的行使提供理由——根据可被宣称为现存社会秩序一部分的规范而提供的理由。这种道德创造了权威性的机制，(通过立法)以决定社会规范，并(通过裁决)对内在规范施加了提供理由的沉重负担要求公众提供理由的实践和结构。     

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构成及合法性困境的突破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的输出,其合法性需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规范,形式合法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基本要求,内容合法则是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本质要求。本文通过探究公共政策合法性的构成及形式合法与内容合法两方面的关系,分析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困境与之的联系,从而为突破公共政策合法性的困境提供解决思路。     

论有限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学术界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限政府”,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把政府定位为有限政府是对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因此,本文将对有限政府的合法性内涵进行分析,说明建立有限政府的必要。 一、合法性的内涵 “合法性”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韦伯、李普塞、阿尔蒙德、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均对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特别是哈贝马斯讨论了历史上两种典型的合法性概念,即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概念是依据…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所面临的挑战及其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政党上台执政首先要面临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它不是与生俱来，也不会一劳永逸，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政党合法性基础都会面临新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应不断培育新的合法性资源，巩固其执政地位。     

论授权立法的合法性

从历史的和立法理论的角度研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指出授权立法产生的一定历史必然性以及与民主、法治等重大宪政原则相抵牾的合法性欠缺;分析了各国对授权立法合法性欠缺的补救措施及其在法理上的意义;最后文章还探讨了授权立法的合法性研究在当前我国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试论有限政府的合法性及判别标准

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同时对政府的限制更是必需的、合法合理的,即政府必须是有限的,自由必须通过有限政府加以保障.本文试对有限政府的合法性及判别标准加以论述.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合法性诉求，希望得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进而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服从。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有两种典型思路，一是社会契约论，二是功利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内在统一的。本文即试图透过对这两条基本思路的考究，探寻一切政治权力籍以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因子。     

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诉求的演变及其在转型期的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全法性基础经历了一个从个人魅力型向政绩型的转变过程,在转型期,对于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怎样重构执政的合法性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转型期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与重塑

政府合法性探讨的是政治系统如何赢得公众广泛信仰、支持和认同的问题。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弘扬公共精神,坚守公共性,推进公共行政,是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历史演进视野下解决地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根本之道。     

政策合法性的困境及其改善：协商民主的视角

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规范主义,政策合法性理论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均面临着重大困境,其解决的基本方向是发展协商民主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公共协商,正视和整合多元社套中的多元利益,可以使公共政策获得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至上——中国立法批评

<正> 前言 也许和从前相比较,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立法。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目睹立法如洪如潮,但是人们却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     

政治合法性视野中的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理论背景。就自身理论主张而言,治理理论及其实践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政府合法性获取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有利于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治理的效能目标和民主诉求,对转型期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重建与巩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