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法律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是我国行政执法领域的普遍现象,其面临着合同工执法资格质疑的法律困境,表现在执法主体、执法行为和执法责任三个方面。造成这种法律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背离。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改变否定参与行政执法领域合同工执法资格的做法。从立法层面看,应该赋予合同工代表行政执法机关行使执法权力的资格;从行政层面看,要规范合同工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使用;从司法层面看,要明确合同工参与行政执法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     

关于新形势下“空心村”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以舒城县为例

当前全国不少农村地区出现了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围绕这一新形势下＂空心村＂现象,笔者以舒城县为调研对象,深入舒城县部分行政村,就＂空心村＂现象形成的原因、危害等方面进行了调研,并据此提出了几点应对之策,以期推动舒城县乃至安徽省农村的和谐发展,建设美好乡村。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地方高等院校发展困境的制度分析

文章探讨了地方高等院校在发展建设中面临的普遍问题,认为一般院校多存在差异化不够,专业雷同,缺乏特色,后劲不足等比较突出的问题。文章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并提出了改进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祉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变成“新生代市民”。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扫黄打非"工作一直采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政策工具,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纵容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排斥常态管理、动摇法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等。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工作挑战、保障出版物市场的长治久安,"扫黄打非"工作应该运动式治理与常态治理两种治理政策工具并用,在逐步推进常态治理的同时针对危机处理采用运动式治理。     

从村民自治的发展困境谈乡村治理

自1987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来，我国的村民自治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但体现了广的农民的利益需求，保持了农村的稳定，而且极大的推动了农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作为人民公社替代制度的村民自治面对当前农村的一些新的问题，显示出了很多的无力，村民自治的发展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新时期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怎样的困境？现阶段乡村治理的走向？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一简单的探讨。     

南宁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和纾解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载体,其发展活力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南宁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南宁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建设不足,缺乏有效指导等问题。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寻找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期为南宁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高校校园贷犯罪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

校园贷在推广之初,因为宣传获取资金便捷、无需担保、利率较低等种种优势,获得了很多学生的认同。然而,随着借贷而来的是利率奇高无比,催收方式暴力,甚至裸条催收,这种种违法的行为,已经对校园安全、学生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鉴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校园网络借贷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对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严惩不贷。此外,高校也应充分普及金融知识,使学生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一旦发现有受害学生及时予以心理干预,并提供法律援助。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解决之道——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我国城市社区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社区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在社区建设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社区治理中的一些缺陷也暴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结和探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困境并解决这些困境,以促进社区治理更好更快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社区治理的基本要素出发,以北京东城区6号院的环境整治行动为例,构建了一套研究社区治理困境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从治理困境发生的原因出发,针对治理行动规则、治理行动结构和治理行动过程,提出了本质困境、结构困境和过程困境等三个理论范畴。针对上述困境的不同成因和特点,本文从制度、组织和技术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解决途径。     

我国辅警建设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境外辅警制度为启示

我国各地使用辅警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困境和风险,当前形势对建立现代辅警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我国辅警建设中存在着主体地位不明、岗位职责不清、管理制度缺略、职业保障不力等问题。应积极借鉴国外有关较为成熟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确定辅警人员的法律地位,明确辅警权限范围,规范辅警的工作程序和监督机制、健全辅警保障体系和人员管理制度。     

绿色“一带一路”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现实挑战和解决路径

绿色“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坚实的现实依据,从历史逻辑和现实因素来考量绿色“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为绿色“一带一路”提供历史镜鉴,生态差异与集体保护的内部紧张、工业发展与绿色转型的生成困境、生态殖民与美丽丝路的矛盾冲突、话语污名与现实状况的关系断裂构成的现实挑战表明了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紧迫性、必要性。绿色“一带一路”是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解决现实挑战的生动实践,是对责任共担与差异共存的系统自然观、经济共兴与环境共美的绿色发展观、互利共赢与和谐共生的和合文明观、多元共生与开放共鉴的和谐话语观的不懈坚持。     

新乡贤“告老还乡”:动力、困境及实现路径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特有的乡村内生权威,因其与乡村的天然联结而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补充作用。失落的乡土文明的呼唤、乡村善治的现实需要以及人口流动周期的隐性推动,促使新乡贤由内而外生出“告老还乡”的动力。在实践中,新乡贤却面临着村民自治组织的有限接纳、“熟人社会”的消逝、乡民的质疑以及相应政策的缺失等困境。积极落实政策托底、平台培育和制度激励有助于破解该困境,提升新乡贤“告老还乡”后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是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发挥乡贤力量的现实可行路径。     

农村党员外流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困境与解决路径

当前农村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出于对经济收入的需求,农村党员外流现象严重。由于大部分农村党员长期飘泊在城市,处于城市的边缘,对党组织产生心理困境,在行动上对党组织产生应付心理,在情感上无法从党组织找到归属感,权益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村流动党员无法真正体会被组织认同之感。农村流动党员的心理困境带来党组织整合力削弱的困境,加重党组织合法性危机,对党组织的忠诚度削减,与党组织的政治沟通意识弱化。因此,本文认为,解决党组织的困境,就要努力构建农村流动党员主动寻求党组织的动力机制,让农村流动党员能够从基层党组织中找到归属感。首先,要党组织设置创新,为维护农村流动党员权益提供组织保障;其次,要制度创新,为维护农村流动党员权益提供制度保障。     

城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基于四川的实践探索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法治在基层治理中至关重要。四川各地积极创新实践,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中作了不少有益探索,但也遭遇了基层干部依法治理观念淡薄、治理主体权利义务模糊和群众法治意识有待提高等治理困境。文章提出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树立民主化的法治理念,明晰各参与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路径,为基层治理法治化提供组织保障和价值导向,突破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为基层治理法治化奠定坚实基础。     

统计法治的多维价值、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

统计执法要贯彻统计法治的根本要求。统计法治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树立统计权威的现实路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课题。目前,我国统计执法宣传教育实效明显提高,执法力度显著加强,执法基础得到夯实,但也存在着统计法治意识淡薄,统计执法受到外部力量干预,行政执法存在随意性以及统计执法力量不足等现实问题,其原因主要是统计法制宣传教育仍显不足、统计执法主体职业素养有待加强、统计体制弊端仍然存在、统计法律仍需完善等。要通过完善统计执法机制、提高统计执法人员素质、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开展统计执法巡查、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等措施实现统计法治。     

社区矫正的制度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福州市为考察视角

社区矫正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司法体制机制工作改革的推进,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03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试点以来,从试点到扩大试点再到全面试行,历经10年,成效显著。针对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应从完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培育正确刑罚执行观念,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机制,丰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