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发展的国际新趋势：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的综合

＂数字政府＂是同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公共治理方式与形态。总体上讲,研究国际上数字政府发展趋势的路径有三种,即理论预判、评估引领和实践梳理。本文综合运用理论预判和评估引领两种路径,从技术逻辑、管理逻辑和政策逻辑三个层面对数字政府的新趋势进行提炼和总结。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基于中国省级"第一梯队"政策文本分析

地方"数字政府"改革是当前政府治道变革的重要途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大业.基于国内"第一梯队"7省市34份政策文本对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数字政府"改革的目标在于突破政府中心主义的改革逻辑,实现"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数字政府变革;改革工具主要表现为技术赋能、政务数据与服务标准化及健全的组织保障体系;改革重点在于推动地方政府职能数字化转型,即经济调节数字化、市场监管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社会管理数字化、政府运行数字化、环境治理数字化.面对新一轮激荡的数字化浪潮,需要发挥多方力量,从政策导向、管理优化、技术创新等多维层面保障转型取得实效.     

政策执行研究“第三阶段”的核心议题与理论逻辑进路

学术界普遍认为,政策执行研究业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将政策执行议题引入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第二阶段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个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第三阶段从20世纪末延续至今,在这一阶段学界尚未形成有关核心议题与主要理论发现的共识性认知。基于对政策执行研究第三阶段文献的关键词网络分析与内容梳理,本文总结提出这一阶段政策执行研究的核心议题,即"哪些因素导致了政策执行失败的发生"。围绕这一核心议题,国内外研究者们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型为认知基础,沿循"先单一方向、再上下综合、最后由内至外"的逻辑进路,挖掘出五大类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失败的因素,即政策设计与政策特质、政策执行者个人特质及行动选择、科层结构与制度、央地关系以及外部环境因素。这五大因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执行失败解释因素理论框架。     

境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经验对广东的启示

数字政府建设是响应"数字中国"建设号召的具体行动,旨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实证调查和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广东数字政府建设在取得许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的不足,而境内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恰恰在管理组织体系、数据开放共享、网上服务一体化、法律制度、建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经验,并带给广东数字政府建设重要启示: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组织保障,夯实数据开放共享基础,提升网上政务服务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法制工作,健全政企合建方式.     

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提出明确要求。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引发学术界高度关注,我国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也积极开展。本文对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当前研究文献关注的方向、内容、重点和存在的不足。同时,就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进行梳理,总结经验做法和取得成效。最后,展望未来我国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的研究方向和探索路径。     

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数字治理理论(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发轫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衰微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之际,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国外对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以英国学者帕却克·邓利维为主,系统概括公共管理在信息时代的各种变化以及数字治理理论的优势。国内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在译介以帕却克·邓利维为代表的学者文献,介绍数字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本文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做出统计分析,按照时间脉络维度,每五年为一阶段,纵向归纳各阶段的核心概念及主要问题;按照空间维度横向梳理东西方关于数字治理理论的相关文献,反映出社会情景对数字治理理论的影响;介绍学者对数字治理理论的五种争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背后的逻辑是否一致?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造成政府角色冲突?数字治理理论对治理责任的归属是否明确?数字治理理论是否会加速部门间的冲突?数字治理理论是否算作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等争论,这些争论推动着数字治理理论的发展。     

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历程与逻辑路径——以吉林省为例

随着各类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嵌入融合,数字政府已经成为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的重要力量。系统回顾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党团结带领人民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展示党的伟大历史性贡献、推动数字吉林“弯道超车”以及奋力实现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以吉林省数字政府建设为案例,依据时间线索梳理吉林省数字政府起步阶段、推进阶段、增速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历程及重大成就。并且将PEST模型迁移到数字政府研究论域,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四个逻辑维度总结数字政府建设的逻辑模式与路径启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支撑。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信任导向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初探

本文在总结新公共管理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任导向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研究主题。并从信任的准备、诱导、内化、外化与坚固四个阶段,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一般过程对该模式进行了全程分析,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兴起的国家本体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解身份与对外政策关系的新视角。本文旨在评介这一理论的基本逻辑,探索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于身份稳定的本体安全是国家的需要,情感是连接这一需要与对外政策的中间动力机制。信心或焦虑、尊严或羞耻等动机性情感推动各国政府选择强化和巩固身份的对外政策。本体安全理论揭示了国家行动的习惯性和情感性逻辑,启发我们制定合理的身份管理战略和国际话语战略。     

地方政府为何限制网约车?——网约车新政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

在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对待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发展的姿态方面有所不同,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仍不充分。以"网约车新政"为例,揭示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中的行为逻辑发现,地方政府以对上变通、对下管控、对内折衷和对外拖延等策略来回应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表现出"权衡多方、稳定全局"的多重行为逻辑。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的"网约车新政"依然沿用了传统的"数量管制"手段,其监管手段亟待创新,这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命题。     

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在"政党——国家——社会"的逻辑中,执政党对社会实施有效管理,既包括秉持社会公正的宗旨运用政策工具,也包括适应市场经济条件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手段。在新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经验和优势,整合各方利益要求,多路径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探索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局面。     

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政党在场的过程实现

在"政党—国家—社会"的逻辑中,执政党对社会实施有效管理,既包括秉持社会公正的宗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也包括适应市场经济条件而采取的各种方式和手段。在新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经验和优势,整合各方利益要求,多路径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探索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模式。     

政府绩效管理秩序评估：以广东省级绩效管理为例

政府绩效管理秩序评估提供从秩序维度整体衡量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与实践发展的新视角,并尝试回答该领域"三大问题"、应对现有研究和实务"内卷化"及指明发展方向等议题。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及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秩序理论的基础上,分别从秩序类型、秩序运行机制和演进逻辑、秩序结果和规范性标准等方面阐述了政府绩效管理秩序理论的基本内容,建构出由秩序形成、秩序运维、秩序效果和秩序发展4个维度共16项指标组成的秩序评估指标体系。并通过选择广东省级层面四种绩效管理基本类型的简单实证应用进一步表明:总体上目前秩序水平呈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优于政府整体绩效管理,政府整体绩效管理优于部门履职绩效管理和公共政策绩效管理的特征,但其中部分指标表现不够理想。未来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重点或在秩序规范(观念与行动自觉)、秩序贡献(对政府与经济社会影响)和秩序演进(依托市场与专业力量)等方面。     

公共治理青年论坛述评与青年行政学研究走向

青年学者是行政学科发展的希望。以"行政学政治学青年论坛群"学术共同体为平台发起的"公共治理青年论坛"期待通过交流和互动推动中国行政学青年学术研究。本文是对三次公共治理青年学术研讨会的述评。三次会议的的主题分别是"中国城市发展与政府管理"、"公共治理与青年学术使命"和"探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寻求政府有效治理之道"。文章从实体论点、研究路径以及规范性、精细度对三次会议文章进行了述评,并分析青年行政学研究现今状况和展望未来发展可能的走向。公共管理学科愈益重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基础的合理化,青年学者研究路径呈现多元分布的格局:从研究基础看,文本基础、经验基础和逻辑基础三分天下;从研究方法来说,质性研究、量性研究、文本研究、逻辑分析这四种研究方法齐头并进。青年学者学术研究在"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和"文章以结语来收尾"这两个问题上有较高的行动共识,在文本文献梳理、研究设计、逻辑分析过程、再讨论、经验与理论互相关照上共识行动较低,在理论对话和延伸研究上行动很差。公共管理学科青年学者未来应在经验与理论对话、实证研究和研究复合化等方面加强能力培养。     

数字经济支撑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通过对辽宁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梳理,对数字经济新优势进行分析,辽宁数字经济占全省GDP比重逐年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已稳步开展、数字资源和应用场景十分丰富。但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辽宁数字经济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短板,从政策制定滞后、区域发展不均衡、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深耕不足和政府治理数字化关键环节尚未打通这五个方面入手,着力探索辽宁"数字蝶变"的可行性路径,助推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层逻辑与共生网络：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何以出现政策偏离——基于S市M区的案例研究

为了更好地寻求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偏离"的生成逻辑,本文依据"科层为体、合同为用"的理论框架,观察S市M区政府购买服务运作的全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基层政府购买服务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场域,即"合同让位科层、行政主导购买";其次,基层政府购买服务中同时存在顶层逻辑与属地逻辑,在双层逻辑博弈的情境下,"顶层逻辑主导"使得属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谋"而形成政社联合体;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呈现共生发展的趋势,在共生网络中"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成为基层政府优先向谁购买服务的首要因素。这表明,基于政治场域的基层政府购买服务受限于双层逻辑失衡、共生网络弱态,以至于呈现出行政化、内部化、形式化等非预期结果。在未来,政社互动的模式应从"弱共生"走向"强共生",进而形成一种政社双方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     

试析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阶段及主题领域

改进管理方式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进离不开新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政府管理的转型时期,政策工具研究尤其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综合相关文献,可以对国内外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基本情况得出三点结论:第一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是侧重于政策实施环节的研究;第二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已成为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焦点和重要的研究途径,并正在迅速成长为政策科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或主题领域;第三点: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在我国还是政策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目前仍然处于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阶段.     

美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向及其启示——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考察

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探索,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模式已相对成熟,但其政府绩效管理仍面临着绩效价值"效率至上"、绩效治理网络不健全、绩效领导力不强、管理过程陷入"工具主义"窠臼等困扰。奥巴马执政时期是美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探索的重要阶段,在继承既有绩效管理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其推行"优先绩效目标"、构建"实践工作社区"、实施《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等,在推动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变革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本研究通过对奥巴马政府绩效管理实践发展的梳理,厘清政府绩效管理价值、组织、制度、技术四个维度间的内在关联,归纳抽象出具有一般性规律的政府绩效管理正三棱锥模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可借鉴美国绩效管理的最新成果,增强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共价值意蕴,提升政府的协同治理绩效能力,加快推进政府绩效管理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