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深入把握习近平分配正义重要论述

习近平分配正义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分配正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阐释分配正义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促进分配正义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使命遵循。这一重要论述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彰显了持续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确立了积极遵循三大公平的基本原则,设定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相适应的阶段目标。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实践逻辑,即要夯实分配正义的物质基础,完善分配正义的制度建构,增进分配正义的民生福祉,凝聚分配正义的社会共识,规范分配正义的运行秩序。     

论阿马蒂亚·森比较的正义对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的价值颠覆

针对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存在探寻完善的正义而轻视现实的正义、关注制度的正确而轻视社会的互动、强调抽象的认同而轻视理论的可行等先验制度主义的价值缺陷,阿马蒂亚·森建构了比较的正义理论,试图以可行能力基础、实质自由原则、幸福标准等价值合理性依据,重塑一种更为合理的正义,以颠覆充满诸多困难的公平的正义。诚然,比较的正义在创新正义理论的同时,很可能将提升正义理论的实践化转向。加强阿马蒂亚·森的正义思想与罗尔斯的正义思想的比较研究,理论上有利于推进社会正义理论尤其作为西方政治哲学名家罗尔斯正义理论研究的全面深入,实践上有利于借鉴西方社会正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成果,促进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和律就词义来看,皆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含有正义的意思。要认清法与正义的关系,应当认清什么是正义。首先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和很难给正义下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的原因以及笔者对正义的理解。正义与法的关系体现在正义对法有评价作用以及对法律进化的有强大推动力,其次法律对正义具有实现作用,表现在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实现正义:中共执政的价值追求

中共执政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正义是中共执政的价值取向和核心追求.中共执政的这种正义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符合正义的要求,发展民主、完善国家制度,整合社会.未来中共执政应主要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等关键环节着手,以保证分配正义、制度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程序正义有利于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确保正义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单从理论上遵循自主、公正、理性三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以达到程序正义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受到来自人性的弱点和程序自身的干扰,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同时也体现出程序正义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有赖于实质正义的评判标准,但是二者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正义,殊途同归,还须回归制度建设的道路上来,在制度建设中贯彻正义之原则以最终趋向程序正义。     

制度正义:通往现代权力的文明之路

制度作用既可以是积极性的,也可以是消极性的,关键取决于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即制度的德性或制度的正义。制度的德性不仅不为个体或群体的偏好所左右,而且对个体或群体的偏好、价值起着矫治的作用。制度正义和权力文明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联,制度正义是权力通向文明的必经之路。     

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重向度——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中心的考察

所有权、自由、平等、功利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四个关键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所有权与正义、自由与正义、平等与正义、功利与正义这四重向度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权利悖论"进行了立体化分析,深刻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和资本逻辑既相互耦合又相互否定的辩证关系,指认了自由主义正义观不过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交换主体双方意志自由、契约自由的观念体现,他们服务于且遮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与自由主义正义观不同,马克思从超越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视阈和价值基点来重新思考自由、平等、正义的真实实现,从而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科学发展观之代际正义思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五个统筹"是其本质内容和要求.代际正义是指社会制度的某种状态或性质,这种状态和性质,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乃至社会资源在人类各代之间的公平分配和使用、满足人类各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其本质内容,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其最终的社会发展目标.就人类主体、发展主题、发展的内容和目标、发展的制度安排四个方面而言,科学发展观包含着代际正义的深厚底蕴.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基于差异的正义: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理论与思路研究

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差异性社会,这是构建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社会基础。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原则既不应为新自由主义的完全市场原则、也不能是民粹主义的超前空想原则,而应当是"差异的正义",即以"基本公平+比例公平"双层结构原则,探索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医疗保险均等化之路。根据双层结构原则,改变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碎片化、多元化格局,建立统一的我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应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以社会公平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保障每个公民医疗保险的平等权益;多种补充医疗保险适应差异性社会的差异化医疗保险需求,体现比例公平原则。保障基本公平,适度尊重比例公平,不断消灭差异,走向最终公平,这就是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发展的"中国道路"。     

追求和谐的正义——兼论古希腊正义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诉求。古希腊的正义观念包含了自然正义、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古希腊思想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和谐的美好愿望。当前深入分析这些追求和谐的正义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旨趣——关于正义的对象、标准和原则

上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掀起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再次繁荣,影响至今犹在.罗尔斯的理论旨趣区别于所有前辈,他把正义诉诸于社会制度而不是个人德性,两个正义原则即平等的自由权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这两个正义原则是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结合,是实质而非形式的,具有可欲性和可行性.     

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正义价值论析

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承上启下的特定阶段,公平正义是其重要蕴含,而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石和根本保证。伴随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制度正义的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就是彰显制度正义的过程。在此进程中,制度正义的价值将更加显性化,主要通过促进社会和谐、规制和管控非正义现象和问题来实现,而"后全面小康社会"将通过制度正义体现对全面小康社会的超越。     

专家学者谈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关专家学者围绕什么是社会公平、现阶段怎样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他们的观点概述如下。     

论和谐正义观

社会正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维.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不能采用西方社会的正义观,也不能因袭中国传统的正义观,而是需要有和谐的正义观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和谐正义观既不同于形式正义观,亦有别于实质正义观,它旨在寻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和谐,发挥二者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积极作用,因而可以视为一种新的类型的正义观.和谐正义观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的实践是一致的.     

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与实践——对“八个能否”的一种解读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国标准,"八个能否"既是对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也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有力回应;既是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它从政治正义的三个层面,即政治竞争的机会公平、政治参与的权利公平以及权力运行的规则公平,反映了现代民主成长的一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政治实践通过政治正义的三种实现形式——民主、束权和法治以实现"八个能否"的标准。具体而言,是以协商民主扩展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式,以完善民主集中制、巡视制度与人大制度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落实法治原则的细节、阐述依法治国与宪法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推进了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由此,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形成了自洽的、一以贯之的治国方略。     

"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现实问题及其破解之道——基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学思考

"公平"与"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两大支柱,其现实体现则为"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目前,"人民主体"与"公正本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和谐价值观范型的建构与规制乃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

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应当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等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这一模式将是以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为重点的、城乡整合的、与民族优秀传统合理结合的。它将既体现社会保障制度演变的国际趋势,又是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的;既体现现代社会物质保障的优越性,又将精神保障置于比较重要的位置;制度设计既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又以不牺牲经济发展的活力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