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我国全面依法治善的新时代,传统的以扶贫济困为主的小慈善拓展为覆盖广泛公益事业的大慈善。现代慈善公益事业日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和广泛的文化文明价值以及重要的政治、外交价值,对于新时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家应当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谋划、部署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充分发挥慈善公益事业的巨大经济社会作用,让慈善公益事业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进而推动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具体表现为政策理想与具体骤间的冲突、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和“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而要减少这类冲突 ,将其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关键在于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     

工具——价值理性分野下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公共行政的两个基本属性,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强调效率,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注重公平。正是这两种属性的差异和矛盾,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变迁,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工具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价值理性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两重属性的整合统一和完美结合,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及运用

本文将理性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阐析了两种理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和运用.由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具有不同的特征与指向,二者往往呈现由二元对立走向二元对抗的紧张态势.理性在政治中的正确运用,就在于根据中和原则化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紧张.中和原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不A不B、亦A亦B、A中有B,等等.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权衡下的我国公共政策选择——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论述并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主体选择的工具理性偏好,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指出公共政策选择应该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合,呼唤价值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复归。     

从科技理性看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而科学家的科技伦理责任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全面阐述了科技理性的两个方面,即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而论述了科技理性对科学家伦理责任的规约。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看高校专业设置

当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符,专业同质化倾向严重,盲目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等。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观点来说,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不利于大学的长期发展。从韦伯划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分析当前高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如下:目标明确,合理定位;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提高预见性;关注人文基础学科,提高大学的人文修养。     

网络民权社会与公共慈善精神的培育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我国网民的快速增加,我国网络民权社会开始崛起。同时,网络公益事业快速发展,公共慈善精神彰显。文章探讨了慈善事业在新的网络平台上所取得的显著的延伸与拓展,表现出新的形态,分析了网络慈善的运作机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     

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建设的困境与对策——以公牛集团为例

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实施精准扶贫是落实共享发展的切实行动。慈溪市公牛集团通过打造公益支持体系、爱心项目体系和企建关怀体系参与公益慈善支持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也暴露出作为县级市的慈溪市公益慈善理念尚不发达,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面临困境。建议通过提升法治保障,创新活动形式,加大对草根组织支持力度,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慈善事业支撑体系。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公益慈善参与扶贫:成效、问题和对策——以广东省为例

我国公益慈善参与扶贫在平台建设、模式开发、完善监管举措等方面已取得较大成效,但在制度设计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进一步搞好公益慈善参与扶贫,需要创新公益慈善参与扶贫的管理机制、合作机制、运作机制和监督机制。     

离理性越近 离灵魂越近

2012年人人网一篇博客"离理性越近,离灵魂越远"十分流行,文中将理性与灵魂对立起来,认为理性就是指收益最大的计算。博客中最核心的概念是理性,通过对理性相关概念的梳理,灵魂与理性关系的论述,指出博客中相应批判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并提出离理性越近,离灵魂越近。     

第三代新儒家的理想与现实之冲突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新儒学,主要是突出本体和道德形上学,其“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之说并不具有实践的操作性;另一条路线是日本、韩国的家族管理模式的现代新儒学,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政府、金融、企业三合一的“东亚价值”,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形象经济时代与价值理性迷失——从人到物“过度包装”的背后

当今社会,对形象的过度关注带来的从人到物的过度包装问题已成为一种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困扰的新的异化力量。剖析这种困扰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不难发现,在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现代性全方位渗透的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使工具本身成为目标,从而导致了价值理性的边缘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警示我们,无论是从人的全面发展还是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改革研究

《公文写作与处理》是一门着重培养受体写作技巧和能力的大学实践应用类课程。当下的课程建设多以工具理性作为行为指向,无论是教学目的的预设、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计还是最后教学评价,无法满足大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只有在价值理性统摄下,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评价体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使该课程教育走出变相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真正达到大学教育育人与成才的培养目标。     

一致还是冲突: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

城乡社区治理政策反映政府价值和公众价值互动衍生的结果,以文本的形式体现最终的价值选择,通过精确计算尽量平衡政策理性。通过对32份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以及131份政府工作报告和相关部门专项政策文本的历时性变迁的质性研究,发现城乡社区治理政策的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在国家和省级“十四五”规划中保持高度一致,在省级政策文本中却表现为区域内外之间的冲突。如何建立政策理性和价值选择之间的公共空间,以解决政策理性的瞄准偏差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政策需要着力弥补的。事实上,不仅可以从“智库之智”赋能纠偏、突显主导目标、运用技术赋权等路径解决政策理性与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问题,还可以通过合理的价值选择、平衡的政策理性等分类分层调节二者之间的张力,进而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和高质量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