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溢出理论与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的构建

需求溢出理论的提出,意在弥补公共管理学基础理论薄弱的问题,尤其是弥补当前公共管理的流行理论在政府职能定位方面的不足。需求溢出理论主张:个人需求超出其本人及家庭的满足能力即为需求溢出,个人的需求溢出生成社会的公共事务,解决个人的需求溢出问题是公共管理的终极使命;当合法的个人需求之间发生冲突,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因而需要由公共权力来维护的一方的需求溢出,即为公共利益。由此,需求溢出理论以个人的需求溢出为标尺,对政府的职能定位提出了比其他理论更为明确的方向性指导,因而更宜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     

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吹哨报到”为例

以天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例,研究发现“吹哨报到”的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冲击了传统的“行政发包”模式、倒逼“整体政府”的构建与发展、助推“伙伴型”条块部门间关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破解条块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创新机制作为载体桥接技术治理与条块部门等方面。基层治理创新增强了条块关系的灵活性和“整体政府”解决“一线”治理问题的能力,但对条块关系影响,具有难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扩散和无法撬动整体条块框架的调整等限度。以机制创新推动体制改革,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推动理顺条块关系,或可成为理顺条块关系的可行路径。     

构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新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我国公共事务领域中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府供给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借鉴西方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构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新模式：即引入第三部门力量，实行“多元化治理”；加强政府宏观领导，实现“多主体合作”；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多层次竞争”。     

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超大城市治理重心下沉的两条路径

治理任务与治理资源的“时空错配”,一直是超大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难题，治理重心下沉成为大势所趋。以京沪两地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政府尝试运用数字化等手段，在政府体制结构和资源条件相对稳定的状况下，突破治理重心下沉的传统困境，实现城市治理能级提高。文章从动力来源、运行体系、运行机制与绩效控制等层面构建分析框架，将北京“吹哨报到”与上海“一网统管”案例进行比较，展现了问题倒逼与平台驱动的差异化创新路径。在讨论以上两种路径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稳定高效提升治理实效的复合式创新路径。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中国适用性及理论完善

对于跨部门协同的既有研究多从政府管理角度探讨,将跨部门协同视为整体性政府的具体运作。事实上,准确地说,跨部门协同是关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叙事表达。目前,从治理的角度理解跨部门协同还不够深入、完善,全面地检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跨部门协同虽然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解释局限。面向中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跨部门协同理论在中国特色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需要立足于"政党—政府—社会""政府创制社会"的治理情境,对跨部门协同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完善。党政主导型协同是对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跨部门协同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局限。     

地方党委有效实施常委分工负责制若干问题探析

地方党委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是由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并在2006-2007年地方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中普遍实施.这一重大改革强化了集体领导,促进了分工优化,保证了决策效率,其优势明显.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显露出诸如“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难、副书记职责定位难、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协调难等新的矛盾.必须进一步科学构建分工体系,完善决策机制和监督链条,以保证常委分工负责制的有效运行.     

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探析

约翰·金登的多源流模型指出,某类“政策之窗”的开启将为特定政策议程和政策方案的确立提供一个机会.因此,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高校改革方略,本文分析和考察了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并进一步探讨了既有助于解决相关问题又与政治需求相符的政策建议.即加快大学投融资机制改革,以推进多元主体办大学;通过理顺新形势下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与其他投资主体的关系、大学与老师的关系、大学与学生的关系以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对各类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有效分类和整合,从而通过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利益分流和增进开启我国公立高校改革的政策之窗.     

系统视角:社区工作中案主资源整合的路径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组织和同质性为特征的单位制社区,开始向市场时代的多元化、异质性的现代型社区转变.与之相伴的是社区工作中,社区居民的“社会人”特征越来越明显,社区与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工作的案主,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分离.无论是社区还是居民,其需求的多元化、复杂性对资源的有效性提出要求,这就需要社会工作通过系统的资源整合予以满足.     

“五大员”助推社会和谐“百千万工程”

近年来，天津东丽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方式，实施“五大员”助推社会和谐“百千万工程”，形成了区、街（乡）、村（居）三级政工网络，实现了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机制创新。“五大员”是指：方针政策讲解员、乡风文明监督员、社情民意通讯员、学习型城区辅导员、和谐社会协调员。“百千万工程”是指：每年推选出百名先进典型，组建思想政治工作千人队伍，     

把握形势的三个关键“视点”

“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正确地引领人民“应天下之务”,就在于能够清醒地“审天下之势”。当今“天下”到底是怎样一个“势”,本刊2005年48 期《辩证把握发展的十个特征》一文,已有论述。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个“势”,增强领导干部辩证把握形势的能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党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更加主动地“应天下之务”。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亟待破解的几个难题

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亟待破解五大难题:一是破提高两个效益之难,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二是破推动两个轮子之难,始终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三是破运用两个机制之难,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四是破缩小两个差距之难,有力促进文化区域发展和对外文化贸易相对平衡;五是破遵循两个规则之难,不断完善实现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政策环境。     

论生态补偿"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原则的确立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近些年来在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均制定了愈加严格的规范,同时不惜财力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并未能有效地遏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无不与环境法生态利益补偿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关。确立“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基本原则以弥补现有生态利益补偿基本原则忽视事前保护激励、引导之缺陷,以期发挥正面激励之功效,来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     

“三贴近”才有力度

江岸区位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市中心,傍依浩瀚长江,是历史上闻名中外的大汉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面积64.24平方公里,人口73万,下辖15个行政街和一个乡。现在它是武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同时也是武汉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信息中心。     

皮解干部工作“四难”的有益探索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干部工作“识人难、流动难、退出难、监督难”等“四难”问题,一直是困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一个“瓶颈”。淮安市淮安区针对当前干部工作中“四难”问题,大胆创新、积极实践,建立以“四化”解“四难”的工作新机制。     

政社分开两年间——四川省新都县斑竹园乡的调查

川西平原的新都县,是四川省最早实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县之一。一九八二年春天,原复兴人民公社改为斑竹园乡,分别选举产生了乡党委和乡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斑竹园乡农工商联合公司,作为乡政府领导下的集体经济组织,代替原人民公社的经济管理职能。谈到政社分开、党政分工两年来的变化时,人们形象地说:过去是“书记忙得团团转,其他干部把戏看”;现在是“千斤担子大家挑,众人拾柴火焰高。”     

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搭便车”困境是理性选择的后果,因此也必须用理性主义的方式予以解决,其解决方案包括缩小参与规模、扩大不对称收益、突出物质激励、引入强制参与措施,等等。这些方案虽然能够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的绩效,但却难以有效契合公共事务的公共性特征。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能够有效弥补上述不足,创造出一系列“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包括有效性逻辑、广泛性逻辑、公正性逻辑、责任性逻辑和主体性逻辑,这些逻辑既能推动有效治理,又能体现民主精神。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也面临着一些内在挑战,包括内部治理有效但外部治理失灵的问题、广泛性逻辑对科学治理的挑战、公正性逻辑对精英参与的削弱风险、责任性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张力、主体性逻辑对一致性的冲击。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强化党的组织引领,将公众赋权与公众增能相结合,将精英控制与精英动员相结合,培育协商精神,加强共同体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四维一体”防止规模性返贫长效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政策亟需适时而变并朝着新的治理方向及时做出调整。通过对比脱贫攻坚时期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范式的转变,厘清返贫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通过落实“吹哨人”责任,完善防返贫监测机制;强化多元共治,构建党政社协同治理机制;拓宽发展渠道,构建持续增收内生动力机制;优化扶贫政策,建立政策动态调试机制等“四维一体”防返贫长效机制,破解返贫风险、守住脱贫攻坚成果。     

香港地产价格机制分析

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房地产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本文着重探讨作为房地产运行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机制之———地产价格机制的形成及其运行作用的结果，并作简要评述，以期能对我国地产市场和地产价格的确立有所启示。一、香港土地政策与土地供给来源分析与英国本上的土地制度不同，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土地政策是官地政策。香港从开埠初期就已明文规定香港所有的未开发和官府投资增辟的土地均属官有，上世纪末香港政府再次宣布当时的“公地”为官地，将当时仍属私人的土地采取“换地权益书”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