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分立与责任超载：县域治理视角下乡镇避责的生成逻辑

作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突出现象,乡镇避责已经成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关切的重要议题。基于对川西D县的田野调查,并借助“责任—资源—行动”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使得县乡之间的责任体制在由保护型发展为分立型的同时,也导致大量治理任务下沉到县域。而为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县级政府往往利用其上位优势,将事务进一步下沉给乡镇,但这种事务下沉以责任动员为载体,并没有伴随相应的资源赋能。对于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掌控,乡镇均处于劣势,由此导致乡镇“责任超载”。为规避潜在的政治责任,乡镇政府不得不采取如下策略,如问责“模糊化”和“弱者的武器”等。破解乡镇避责难题,需要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对县域治理改革进行纠偏,以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

建立和完善问责机制是确保公职人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严厉的问责会导致“问责悖论”,即问责愈严,避责倾向愈趋严重,但问责和避责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将避责分为三类,即回避责任、推诿责任和异化责任,并对三类避责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基于869名公职人员的问卷调查数据对问责和避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以监督和惩罚为特征的“控制型问责”对这三类避责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控制型问责虽然可以遏制回避责任这类直接忽视和敷衍责任的行为,但助长了异化责任这类更加隐蔽的避责行为。因此,要解决避责问题,不能一味关注问责力度,关键在于针对避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设计合理的问责机制,明确职责要求,有效激发官员责任意识。     

责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精准问责实现机制

精准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和问责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责任政治理论视角看,责任是精准问责的突破口,大数据时代为精准问责提供了技术支撑。基于责任政治理念和大数据技术提出的促进精准问责实现的责联网模型,它包括风险知识层、责任设计层、责任管理层、责任文化层等四个层级。文章从关键要素和主要机制两个维度介绍了责联网在消防安全管理领域的实践应用,同时对责联网赋能精准问责的技术治理问题进行了反思。责联网为实现精准问责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技术路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责任管理体系可以形成对责任的动态与量化管理,有助于解决精准问责的责任认定与追究等难题。     

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的避责策略选择——基于S镇“百日攻坚”行动的考察

基层干部在问责压力下采取不同避责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既有研究较少从动态压力情境审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也忽视了基层干部在问责过程中的责任感知与自主性。为探究动态问责压力情境下基层干部多元避责行动的原因,通过对S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的案例分析,提炼了“动态情境-责任感知-策略响应”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动态问责压力情境和责任感知过程的不确定性,共同形塑基层干部多样的避责策略,表现为异质性的避责逻辑。基层干部避责研究应超越结果导向的研究局限,走向基于动态情境的研究。本研究拓展了避责行为的研究视角,为完善创新问责机制和治理避责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地方治理中的问责与容错机制:内在张力与制度平衡

问责与容错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两种重要机制。问责制度的强化在肃清腐败行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官员的避责行为,使得地方官员在治理中害怕犯错担责而选择消极退避。如此便和激励改革创新、包容改革失误的容错机制构成了内在张力,具体表现为问责压力下官员的不敢犯错以及容错机制在应用中的不健全。为此,应厘清问责与容错的涵盖范围与制度边界,进一步落实科学的容错机制,引入公众参与问责与容错机制,平衡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的关系。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政治问责及相关概念辨析

基于问责的语义分析与学理阐释可知,作为机制的问责是指问责对象有义务就其行为、政策或职责表现等向问责主体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问责对象存在失责行为则应接受问责主体的惩罚或制裁。政治以公共决策为重要内容,以行使公共权力为主要方式。在此意义上,可将狭义的政治问责界定为政治官员有义务就其在公共决策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行为与绩效,向社会公众、代议机关或执政党告知、回答、解释与证明,如果存在违法或不符合民意等失责行为,则应承担政治信任流失甚至公共决策权力丧失的后果。此外,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民主问责、公共问责、社会问责等相关概念既有区别又存在交叉重叠,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问责领域概念使用的规范化。     

反向避责:上位转嫁与逐层移责--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过程为分析对象

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存在下级向上级反向避责的特殊现象,反向避责过程包括专题会议研究、常务会议研究、深改小组会议研究、常委会议研究等四个责任分散层级。下位决策者放弃在本层级实施改革的权力选择反向避责,主要是出于规避责任、期待高位者推动、扩大改革相关者范围以及收益耗散有限等考虑,而上位决策者则出于改革政绩需要、责任共担机制、调动下位决策者积极性等原因同意承责。反向避责的动因可以归纳为政治利益与政治责任两个变量,通过建模分析能够预测分析反射避责过程,上位反向避责通过专题会议、常务会议、深改会议等三个层级转嫁责任,并通过常委会议转嫁扩散。三条必然的避责路径和两条可能的避责路径,并予以规避。反向避责形成的根源在于中国集权体制下的上位决策者的权力超载和下位决策者的责任超载,其是权力-责任配置错位的结果。因而,应改革集权体制,合理划分下位与上位决策者之间的权力责任,避免权力或责任超载,建立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权力、责任体系来调动各级决策者的改革创新积极性。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绩效问责机制研究

近年来,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政府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其绩效的评价已经成为促进公共管理改革、提升公共服务的管理和供给水平的重要推动力,政府绩效评价既是对政府已经发生行为的评价,同时又兼具对政府未来行为的导向作用。政府绩效问责机制的构建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治理,提升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绩效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促进政府绩效的公共治理环境的完善,提高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层次和水平。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实践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问责制度建设及其实践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人大作用不能很好发挥、问责启动事由过多,对重大事件的事后追究、规范化程度不高以及问责过程中存在偏差等诸多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权力结构、党政关系、行政管理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及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的缺陷。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问责制度应该以理顺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加快问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推进问责实践深入实施。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对问责程序机制影响的研究

行政问责并非只是单一的制度,而是一种机制,它涉及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结果的问责控制,需要多个方面的行为主体以相应的法定方式予以完成.完善的行政问责机制需要清晰具体的行政问责制度和可以将行政问责制度有效执行的行政问责程序机制.在国内行政问责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行政问责的制度设计呈现出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实践先于理论的特点决定了行政问责制度还处于不成熟状态,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问责发起程序的缺失导致问责发起存在障碍,问责启动主体的制度缺陷加大了行政问责程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责任标准的缺乏影响制度严谨性、公正性,等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问责视角下的申诉专员

申诉专员近几年来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申诉专员是指一种依法拥有充分的调查权独立地处理行政失当但不能变更行政决定的职位.从问责的视角,香港申诉专员凸显了申诉专员的主要特征,即问责主体的独立性、问责权力的强大性、问责工作的快速性和灵活性、问责建议的非强制性.这些特征决定了申诉专员的问责价值、功能和作用,使其不仅可以监督政府部门,控制政府官僚,也可以为公民提供监督政府的渠道和对政府表达意见的通道.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     

企业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

企业道德责任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它的实现需要有一定的机制做保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义利统一的伦理化决策机制、清晰明确的制度化责任规范、民主开放的可操作监督机制。     

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机制构建

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具有特定内涵。这既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多端性、有机建构特性、协同性的需要,又是培养高素质技能类型人才的吁求。当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机制,其建构举措为:要树立协同创新的新理念;打造"一体化育人"的新机制;要厘定"全方位育人"的新思路;构建全面化、系统化管理的新模式。     

社会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机制探讨

明确社会管理中政府责任是社会建设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主要有主导责任、组织责任、规范责任和监管责任、舆论责任。通过建立社会管理新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评估机制,增加政府责任履行的财力支持,强化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等措施构建我国政府责任实现机制是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机制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中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与合理均衡

问责与容错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种重要激励机制,两者的衔接优化事关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问责与容错的理论研究并不同步,有关问责与容错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建设也不同步,问责与纠错在内涵边界、执行力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内在张力。究其原因,在于问责与容错之间在秩序导向与创新导向、确定性运作与灵活性运作、负向惩戒与正向激励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悖论,需要理解问责与容错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提升问责与容错衔接机制的严谨性,增强问责与容错评价标准的清晰性,不断化解问责与容错的内在张力,一体推进问责与容错机制的建设。     

论公司环境责任实现机制

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之外,还应承担一定的环境责任,实现自身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有关公司环境责任履行的强制性措施,我国法律规定者甚多,然而这些制度的履行则须借助于相关机关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我国公司环境责任实现机制如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均亟待完善。     

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构建的几大现实问题

高校权力是一种准公共权力,权力决策权由高校领导干部掌握。与政府公权力一样,高校领导干部在施用权力时,同样有权力腐败的可能。推行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既是契合高校权力合法性与合理性价值追问的有效举措,也是防止高校领导干部权力滥用的"制度笼子"。基于高校权力运作现实,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需要着力解决好问责主体、问责清单、问责渠道、问责信息、问责回应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