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英国禁诉令制度

禁诉令是英美国家解决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争议的一种特殊制度。禁诉令可以有效解决跨国民商事案件平行诉讼的问题,有效防御其他国家的过度管辖,同时也可以有效保护本国的司法主权与司法独立。但是,禁诉令也有被认为侵犯别国司法主权和干扰司法的之嫌。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加快,禁诉令的签发更为普遍。那么,禁诉令制度究竟是利是弊,又该何去何从,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论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以孙伟铭案为例

妥善处理危险驾驶类疑难案件,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长期以来都是司法实务界关注的问题.孙伟铭醉驾案显示出了当前在处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时所面临的坚守罪刑法定与满足民众法感情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的突出体现,即判决结果引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激烈冲突.     

论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制度——以权力控制为视角

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制度,本质上是见证人对现场勘查阶段侦查权的控制和程序性证明。但仅凭见证人一项制度并不能实现对该阶段侦查权的控制,应当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建构。对犯罪勘察中的见证人制度,从权力控制的角度,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从权利规范权力,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社会救助制度中的城乡统筹问题——以辽宁省为例

社会救助制度是一种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发展趋势,在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制度救助范围、救助水平、操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已成为制约社会救助制度城乡统筹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救助制度要加强救助立法,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水平,合理配置社会救助资源,加强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探索社会救助和传统保障的最佳结合方式。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以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案为例

新环保法背景下,中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日益完善。随着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终审判决的宣布,其作为一个新兴法律制度,目前在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现有司法解释也存在一些法律漏洞,使该案胜诉后呈现出若干实务问题。本文力图对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剖析,总结出在诉讼实施方面的问题,并在目前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改进性的意见,来改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施难的问题,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制度变迁的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超限与社会反抗——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可以以人民公社制度的创建与解体为典型案例,分析国家塑造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反塑造的双向过程.人民公社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典型建构性特征的制度,它象征着国家权力在社会范围内的超限度扩张.而它对社会的过度嵌入则导致了社会自主性要求与国家全能要求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瓦解.因此,制度的立废实际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而国家应该认识到权力的生长过程是国家与社会互为建设性的塑造过程,两者互赖关系的维持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     

我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召回制度——以汽车召回制度的构建为例

2013年3月15日,我国开始实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一大亮点是增加了关于产品召回制度的规定,这同时也是我国关于产品召回制度的一大进步。但我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看见新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在汽车领域,召回制度适用最为频繁。通过分析《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我们可以发现现行汽车召回制度中的弊端,继而提出修改建议,即确立缺陷汽车认定标准;建立缺陷汽车检验机构;严明召回制度的法律责任;积极推动公益诉讼进程。     

新农保制度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A县X镇为例

2009年9月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突出了"普惠制"养老保险的特征,政府承担了基础养老金补贴,由国家保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从而从根本上保障了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以A县X镇为例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探索新农保制度在本地所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成功经验为例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共同抗"疫"。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全民参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重视法治的规范调节和强制约束功能。我国始终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让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再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集群企业在制度创新中的演进——以西安电子城电连接器产业集群发展为例

运用演化经济学原理,以西安电子城电连接器产业集群企业制度创新的轨迹为样本,分析研究经济转型国家和地区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与演化路径,发现近亲繁殖与远缘杂交企业的生命周期差异及选择、再选择在集群企业制度创新中具有重要意义;集群企业制度创新分又再分又的机理--企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由集聚走向集群,从无序走向新的有序;集群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整个集群的升级应该是不用置疑的.而国有控股公司的发展.很可能循着超循环理论和超循环机理,向组织形式的综合性和超级复杂系统演化.     

制度供给视阈中的公共政策滞后及其防范——以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变迁的加速,政策滞后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从制度供给理论视角并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政策制定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滞后的原因:政府的政策创新意愿及供给能力的不足,政策需求主体的潜在政策需求未能转化为有效政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重设引擎机制,激发政府官员政策创新的意愿;完善决策系统与整合机制,提升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拓宽政策参与渠道,增强公民政策参与能力,以减少政策滞后现象的发生.     

民主治理理念下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问题析论——以邻避冲突治理模式的转换为例

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衍生出众多阶段性、复合型治理难题,政府往往在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的双重目标下陷入两难困境。邻避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是因为邻避项目的成本——收益分布失衡,因而治理邻避冲突的关键在于建构经济——心理——文化的复合型政策工具,以均衡和完善政策利益分布,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社群利益的双赢。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缺乏民意吸纳机制的管制决策模式呈现出政策合法性下降和公民参与乏力的弊端,诱发了邻避冲突的升级。因此,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规避,应摒弃封闭决策模式,创新政策工具,引入民主行政理念以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通过拓宽公民制度化参与决策渠道,构建深度参与模式,完善参与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和社群的合作共治。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