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优势、困境及出路

腐败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非政府组织作为腐败治理的新兴主体,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相对独立性、组织性等特点,与其他主体相比,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时,面临诸多困境,难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消除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障碍,充分发挥其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一是转变观念,放松规制,夯实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的主体地位;二是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提升其参与腐败治理的能力;三是加强制度建设,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四是积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为非政府组织参与腐败治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环境。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社会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单单依靠政府,必须构建多元治理机制,而非政府组织则是其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有民间性、灵活性等特性,且实力不断增强,具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优势,但也面临自身能力欠缺、社会认同度和公信力不高等制约因素。为了使非政府组织更好地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非政府组织自身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事件处理能力;政府应创新管理模式,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试析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发展

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对社区参与渠道的拓宽、弥补现有社区组织服务能力不足以夏对社会就业、社会稳定产生的积极意义.但这些作用的充分发挥还有待于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为此,要借鉴国外非政府组织的经验;倡导、动员社会的志愿精神,发展志愿者组织;筹集活动经费.     

论我国城市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泛指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公共活动 ,影响社区权力运作 ,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 ,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培育、引导和规范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和行为 ,应努力促使社区成员利益社区化 ,重新构建社区居委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明确不同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 ,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作用、问题与对策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弥补现有体制的局限,有效地维护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参与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运作资金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和监督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制约。我们应从法律、制度及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等层面采取策略和措施,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范围和层次,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论非政府组织促进伦理精神的三个维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非政府组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它能催生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方面,而且表现在它能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促进伦理精神的生成。概括地说,非政府组织促进伦理精神的生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非政府组织能够促进公共政策具有合理性和公共性,从而使公共政策具有伦理属性;二是非政府组织促进了政府从管理走向服务;三是非政府组织能够促进行政人员伦理精神和服务理念的生成。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多元共治: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选择——以杭州市为例

社会共治的核心在于多元、参与和合作,需要非政府组织协同参与。非政府组织在多元共治中具有反映公众利益诉求、培育公民参与文化等功能优势,承担着诉求表达者、舆情引导者、协商促进者、公益服务者的角色。但是,目前制约非政府组织有效参与多元共治的因素依然存在,应通过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的项目化、网络化、制度化和专业化行为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多元共治。     

试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重心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可被视作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治理层面上的缩影。政府失灵的诸多困境,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会公正、推动组织创新、促进社会沟通等功能优势,可以弥补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而要实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平等合作,必须借助制度设计明确双方的治理重心。把自主治理领域真正让渡给公民社会,则是划定二者治理边界的一条重要准则。非政府组织通过与政府的契约性、制度性合作,将在良性互动中实现有效治理。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以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作为扎根于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的社区社会组织,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通过职能发挥促进能力建设、深度调研回应社区问题、议题共利引导社区力量、社区营销集结社会资源等具体实践,有效地凝聚了社区力量,解决了社区问题,能够为社区基金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有益的学习与借鉴。     

关于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是我国基层社会组织之一,实现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好社区自治组织、政府管理机关和非政府组织三支力量的作用。     

论新时代社区治理参与机制的完善

畅通、高效的参与机制是现代化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区治理体系制度韧性的来源。当前社区治理参与机制仍存在社区党组织发展不充分、居民自治组织主体性偏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渠道不畅等表征。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参与机制,要激活基层党组织引领力、提升居民自治组织的自主性、增强社区治理对外部社会资源的吸纳力,逐步形成新时代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多元互动社区治理参与新格局。     

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管理"的理念逐步向"治理"演变。对于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来说,在治理实践中总结了一些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城镇社区治理没有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居民的参与作用,治理中忽视了民族因素,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不足、治理的法规政策不完善等,为此,应从理念转换、合理界定社区职责、构建共同参与机制、社区队伍及政策法规建设等方面来推进乌鲁木齐城镇社区治理。     

论民主治理

近年来，民主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并成为政治学领域中民主化研究的热点问题。民主治理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通过吸收公民或其组成人员参与公共决策及其实施过程，达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从总体上看，民主治理相对于非民主治理更能促进效率的提高，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民主治理在实践中还要遵循一定的机制和规则，如选举、参与、协商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优势及发展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的影响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们在参与危机管理、拓宽就业途径和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政府和企业所没有或难以充分发挥的作用。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必须从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完善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论文化共享治理机制的构建

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发展理念,文化共享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构建文化共享治理机制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与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权利原则三者的统一。文化共享治理机制构建的基本路径是:发挥政府的核心主体作用,构建文化共享的政府主导机制;鼓励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积极参与,构建文化共享的多元参与机制;发展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构建文化共享的社会供给机制;引导社区组织建设公共文化,构建文化共享的基层载体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是共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在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居民参与、维护社区稳定、培育社区文化方面可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以回应居民需求为价值引领,以专业能力保障功能发挥,以激发情感认同共建治理共同体等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理路。当前,社区社会组织正面临组织内生动力不强、服务供给回应性不够、社区情感动员力不足等实践困境。为此,应从加大资源支持和引导力度、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情感认同培育等方面着力优化。     

社区治理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目前,乌鲁木齐城市社区治理仍以政府主导,存在社区居民参与意识较差,缺乏参与的动力,参与结构不合理,参与方式被动,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渠道、制度、载体缺乏,参与效能总体偏低等问题。创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尤其是复杂重点社区治理,需要政府、居委会、居民自身等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努力,要在转变社区管理体制与治理模式,完善社区治理结构,营造居民参与的外部环境,培养居民社区意识,增强居民参与能力,拓宽居民参与渠道、健全居民参与制度、拓展居民参与的空间,引导社区少数民族居民参与,加强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服务等方面下功夫。     

赋权增能视角下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以Y社区为例

居民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其积极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是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近年来，Y社区通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明确居民参与主体、增强居民参与能力和规范居民参与过程等举措，有效扩大了居民参与，但同时也存在着社区治理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居民参与组织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家”文化尚需深挖和社区信息化平台亟需完善等问题。为此，基于赋权增能的视角，可从制度、组织、文化和技术四方面破解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以保障居民参与常态化，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增强居民参与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