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若干问题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第一阶段是批判极左思潮。尽管这一阶段批判活动有很大局限性,但它毕竟冲击了极左思潮,在形成"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强烈呼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批判极左思潮的逻辑延伸与理论展开,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成果,对党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发挥了关键作用。     

亲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已过去30年了，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过来人来说，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1977年的冬天，尽管“四人帮”已粉碎一年有余．但极“左”路线仍主宰着神州大地，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就像严冬里的一缕春风拂过大地，使人们，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千百万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看到了希望，同时更加体会到“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诗的深层含义。恢复高考不但给许多人带来了人生的转机。还成为中国十年浩劫之后拨乱反正，命运大转折的第一声号角。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拨乱反正 重庆扬起改革开放的风帆

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期间，重庆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拔乱反正工作。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拔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重庆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外交部“文革”轶事

＂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0多年了。在＂文革＂的激烈斗争中,外交部首当其冲,所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中陈伯达为什么选择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     

邓小平与1975年文化工作的拨乱反正

在十年“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文化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文化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和倒退。但进入1975年后,“左”倾文化思想开始遭到部分的质疑、批评和纠正,文化工作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邓小平重新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5年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对各行各业进行了全面整顿。,     

呕心沥皿披肝胆 大树参天护英华——周恩来“文革”期间对政协等人员的保护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背景下发生的特殊政治事件。这场运动前后历时10年，给全国人民留下恶梦一般的记忆。特别是运动初期的除“四旧”和接着的所谓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修正主义黑线、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抓叛”、“挖特”等极端做法．真正是“触及到了每个人的灵魂”：大批老干部被斗被批，被骂被打，被冤被屈，被关被押。全国政协也不例外。在10年“文革”期间，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

陈独秀与李大钊是中共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在长期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编纂学的脉络里却被缺席或被贬低。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离开陈独秀与李大钊,便无法合理地解释五四史及至整个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学界即有限度地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历史实施拨乱反正。1979年纪念五四60周年的学术活动则为进一步深化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与契机。     

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在“文革”中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革”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     

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从“极右”到“极左”的显著转变。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对“四人帮,,．陛质的定位也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目前党史学界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拟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     

“文革”初周恩来力保刘少奇

“文化大革命”初，当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时，周恩来一直努力以组织原则说服造反派，不要随意揪斗刘少奇，以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后来，“文化大革命”施虐全党全国，刘少奇首当其冲，蒙受奇冤。周恩来已是无能为力，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他为此也为没能保护好刘少奇而深自内疚。     

江青“文革”时期的一些作风传言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对江青的生活作风又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传说。说江青有“三假”：假头发、假乳房、假屁股。还有传闻说江青有婚外情。那么，这些都是真的吗？     

拨乱反正辟新途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称“四人帮”）后，河南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努力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逐步实现了河南历史的伟大转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引下，河南省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带领全省人民踏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刘少奇是如何被扣三顶“帽子”的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刘少奇。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