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法庭的建立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从坦桑尼亚回国时,其座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上空遭火箭袭击坠毁,两总统遇难。这一事件立即引发了卢旺达国内的总统卫队和以胡图族为主的国家军队领导的对图西族的大屠杀,在4月至7月的短短百余天中,80万人命丧黄泉,200多万难民逃离家园,涌向邻国。 1994年5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了整个卢旺达境内正在进行的故意和有计划的大屠杀的情况。1994年7月1日,安理会通过935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公正的专家委员会,调查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人道法的事实,以便确定谁应对此负责任。专家委员会在其调查报     

卢旺达国际法庭印象——一位中国女学者的工作札记

庭审的喜怒哀乐 卢旺达国际法庭于1995年设立,1996年1月正式运转。到1999年底法庭共起诉了48人,大多是卢旺达当时的军政要人,其中还有一名女部长。由于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与国际法庭很好的合作,逮捕嫌犯的工作卓有成效,现在37名被告在押。其中有     

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包括五类:其属地管辖权涵盖卢旺达及其邻国;其属人管辖权限于自然人;其属事管辖权包含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和战争罪;其属时管辖权仅限于1994年度发生的犯罪,遭到卢旺达政府的批评;其并行管辖权和优先管辖权则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定的同名管辖权有着质的区别。     

在卢旺达国际法庭庆祝联合国日

我是1998年9月到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联合国卢旺达国际法庭任职的,该法庭是为了审判那些在1994年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的责任者而设立的。那场人为的灾难使80万人在短短的100天内命丧黄泉。我去的时候,法庭刚刚宣布自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签订50周年后的有关灭绝种族罪的第一个国际判决。由于法庭才起步不久,只有2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一部分在卢旺达调查案件。后来,法庭发展到900人左右,工作人员来自大约90个国家。周围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大国的同事当然不稀奇,但能有机会与来自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卢旺达：穿着破烂也犯法

卢旺达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提到它,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副脏乱差的画面,到了那里却大跌眼镜,忍不住怀疑自己穿越到了一个超级发达的国家.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道路都规划有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到苍蝇蚊子到处乱飞的状况.     

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对国际刑法发展的贡献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1994年的建立和12年的审判实践经验为国际刑事法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主要表现在: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历史上首次建立专门审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刑事法庭;丰富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内容;扩大了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罪的管辖权,进一步积累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经验,对国际刑法中的三大罪行的界定作出了新的阐释;推动了非洲国际法学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给予与奖励

在卢旺达,中国义工下了卡车以后,看到一位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孩朝他们跑来。义工顿时动了怜悯之心,转身就去拿了车上的物品向小男孩走去。     

种族屠杀犯罪处理实效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卢旺达冈卡卡法庭模式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就大规模侵犯人权犯罪发展出几种基本处理模式,但这些以西方人权观与司法观为主导的模式在处理卢旺达国内种族屠杀犯罪的过程中却显得力不从心。有鉴于此,卢旺达政府试图通过对本国传统争端解决机制即冈卡卡法庭的改良来处理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然而,建立在卢旺达特殊文化与历史基础上的新型冈卡卡法庭虽然在审理数目惊人的种族屠杀犯罪案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其适用过程当中所暴露出的根本性缺陷也对国际刑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乌干达警察部队

<正>一、乌干达国家概况乌干达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Uganda），简称乌干达，位于东非，地跨赤道，东西南北分别与肯尼亚、刚果（金）、坦桑尼亚、卢旺达与南苏丹接壤，国土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4570万。其现任总统为约韦里·穆塞韦尼，主流宗教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英语。     

国际刑庭法官眼中的世纪大审判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近日开审的伊拉克萨达姆法庭,并列为近年三大国际大审判。本刊特约了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凌岩教授,就萨达姆世纪大审判的合法性和发展趋势给我们做权威的解读。     

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及其保障

国际刑事特设法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对检察官的独立性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不仅符合国内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共同原则,也是打击危害国际社会的最严重犯罪的必要保障。可以说,国际检察官的独立性是国际刑法体系的一个结构性保障。     

现代岗位廉政教育探析

岗位廉政教育看到了岗位与岗位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差别，因岗而异、因人而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具有鲜明的个性教育特点。     

中国越强，刺耳声越多

近来，外国媒体对中国批评、责难甚至辱骂的声音比比皆是，我们招谁惹谁了，为什么西方一些人对中国人怎么看都不顺眼？     

站在世界法律之颠

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里,至少有四个朋友放弃休息为本刊采写稿件,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凌岩。此前,凌岩那篇《在卢旺达庆祝联合国日》的文章,让我们知悉,到今年10月联合国已成立整整60周年;也让我们想到,在这段特殊的历史长河里,始终有作为联合国机构之一的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的“浪花”飞溅。而于国际法院和法庭这一法律之颠,中国的法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登临其上!于是,这一期的封面故事,我们确定为《国际法院的中国法官》。凌岩女士去年刚刚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卸去法律官员之任,而她的父亲李浩培先生曾是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     

近期应加强研究的国际刑法问题

国际刑法是一个相对国际法其他学科而言比较新的一门学科。1993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7号决议,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国际法庭(即“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来审理前南斯拉夫境内所发生的这些罪行。安理会又于1994年1 1月通过第995号决议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这两个特设     

论创造性的内在精神及其生长

由于受科学心理学的片面影响，传统的创造观仅从“人力”的纬度关注人的创造性，将本是人性特质的创造性窄化为人外在的“创造力”，忽视了体现其内在精神的人性价值因素和精神过程，这对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教育的本质在于“人的生成”，从教育的视野审视创造性，则人的创造性必须首先体现真、善、美的“人性”，而后是这种人性外化的新颖独特的“人力”，创造性既表现为个体对物质世界的创新，即“对象性功能”，更体现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超越，即“本体性功能”。学生创造性的生长必须达成“人性”与“人力”的同一。     

论“人的可能”与教育

人的存在在本质上说实际上是一种可能性存在，人的可能性存在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一切的教育努力归根结蒂都是建立在人的可能之上并且为了实现人的更大可能，扩大和丰富人的可能既是教育的逻辑起点也是教育的最终归宿。人的可能发展受到来自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一曰外在力量，一曰内的力量。以往我们的学校教育更多关注地是影响人的可能发展的外在力量，强调教师、学校、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条件和技术手段对人的可能发展的影响，而较少深入系统地研究影响人的可能发展的内在力量即人在可能发展中的自我塑造的力量。为此，要对以往的教育理论进行改造。真正的教育应是面向生活世界的教育，应肩负起促使受教育寻找可能生活之路的重任。     

近代中国监狱服刑人的劳动与教育考论

近代中国法制变革因时代所需，立法上完成了刑罚体系的近代化。《大清监狱律草案》确立了教育感化原则，劳动与教育教诲成为行刑必备要素。《奉天监狱档案》等材料显示，近代中国行刑实践中对于服刑人的劳动与教育教诲均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此为中国当下服刑人相关权利得以有效保障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但上述实践中也存在一些直至当下仍需引以为戒的不足之处。     

知&#183;细&#183;严&#183;情因人施教

在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教育工作中存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一般不易管理，或者不服从管理，也就是通常提到的重点人。对这部分人北京市密云镇司法所主要采取知、细、严、情等教育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期间接收的100多名矫正对象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其主要做法是：     

浅析联合国安理会强制行动

联合国成立以来,安理会在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能上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冷战期间,两大集团长期对抗,使得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少有作为。冷战结束后,以1990年的海湾战争为契机,联合国安理会以《宪章》第七章为基础采取的强制行动进入了活跃期。安理会相继在索马里、波黑、卢旺达和东帝汶等国和地区采取强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