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行政问责制度构建

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包括海南、重庆、湖南等在内的许多省、直辖市都加大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力度。扩权、放权后为了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行使加以严格监督,很对地方都出台了地方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当前中央也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些行政问责制度无疑对规范和监督县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问责主体单一、客体有限、内容狭窄,以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从而致使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应针对上述问题,对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加以完善,从而促使县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得以良性行使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     

行政问责制走向刍议

探索行政问责制的走向,对于行政问责制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着重要的意义。要使行政问责制进一步规范化,必须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由以同体问责为主走向同体和异体共同问责,由事后问责、问题问责、火线问责走向全过程问责、常态问责和终身问责,由外部问责走向内外部结合问责,由以政治问责为主走向政治与道义问责并重。     

“问责官员”频繁复出凸显问责制度设计缺陷

自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与此同时,各地“问责官员”频频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透明,使人们对问责制的公正性、合理性及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尽快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问责制特别是“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把推行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重要措施，进行了积极探索。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政府问责制的合法性进程——制定问责法的必须性探讨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由此就造成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警示、预防功能,必须加大行政立法的力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及其实践

在我国官员问责的执政理念还未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我们应注意了解并借鉴国外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问责、治庸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应有之意

如果说肇始于2004年非典期间的官员问责在当时对国人来说还颇感新鲜和罕见的话，那么现在官员问责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常见的风景线，日趋制度化。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评介

自2004年SARS危机以来,“高官问责”、“行政问责”、“引咎辞职”等成为了中国政治乃至社会生活中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各地媒体发表了有关行政问责和引咎辞职的相关文章,更有新的问责法规相继出台。这场持续至今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国的改革生态与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推动力,但仍有改革家和评论者们担忧,这场轰轰隆隆的改革风暴会沦为政绩爱好者粉墨登场的又一次良机,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热情的削减而成为一场过眼烟云。令人欣慰的是,由张创新、赵蕾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的专著《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以其冷静…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