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困境与前景

面对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从2003年起气候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水资源保护、能源转型等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关注的重要议题。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经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开展气候行动。在以合作促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以气候治理增强和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价值需求的双重因素驱动下,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和动力不断增强。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内外挑战,气候治理能力不足、利益矛盾与博弈不断、自身机制缺陷、外部力量干扰以及现有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不足等对上海合作组织凝聚治理共识、采取有效行动形成制约。这些问题与挑战虽然对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定冲击,但难以抵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气候合作的步伐。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应多措并举,抓住合作机遇,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上合力量。     

《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具有三大突出特色：一是再次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二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三是强调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基本方针路线。中国外交开辟新局面需要把握好四个平衡：一是和平崛起与大国战略之间的平衡;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平衡;三是合作安全与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平衡;四是内向与外向之间的平衡。中国外交应当高...     

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欧盟与美国是推动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行为体,两者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都坚持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反对损害自身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变革。但欧盟与美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对象、态度、领域和实现途径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欧盟倡导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推行问题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则实施利益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坚持以实力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但在应对全球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     

服务型政府的促进型治理: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依托管理型政府,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管理型政府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信息流动、政策问题建构权、社会治理主体都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趋势。随着社会治理中心-边缘结构合理性的逐步丧失,整个社会将要求进行治理模式变革: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进行促进型...     

公司治理的德国模式

公司治理是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德国的公司治理与英美模式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本文从公司治理的内涵出发,在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视野下,将德国及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纳入公司治理的一般框架之下.将德国的公司治理视作实现利益相关者价值的一种机制设计的尝试,主要从制度视角考察德国公司治理的特质,关注于控制权的分配问题.     

科研人员数据访问权：欧盟网络平台内容治理的新工具——欧盟《数字服务法》第40条及其启示

网络平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信息交流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使非法和有害内容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平台内容治理而言,当前所采用的“委托治理”模式陷入了困境和僵局。作为破解这一难题的尝试,欧盟在《数字服务法》中引入了科研人员数据访问权这一新的治理工具。科研人员数据访问权的权利主体仅限于符合条件的经审查研究人员,而义务主体则是月活跃用户数达到一定标准的超大型在线平台或搜索引擎的提供者。数据访问活动本身必须符合比例原则,尤其不得侵害网络平台的合理利益和网络用户对个人数据的合法权益。此外,科研人员的数据访问活动还需要在数字服务协调人这一中介机构的协调下进行。欧盟引入科研人员数据访问权的做法对我国网络平台内容治理具有启示意义。     

文化合作: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突围之策

为应对激烈的文化竞争,法国把文化合作作为新形势下对外文化传播的突围之策。该行动是以"一部三网"为合作平台进行的。合作的特征,是在提升政府职能,优化本国传播系统内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双边"及"多边"合作的方式,与他国开展的文化互动。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模式,合作行动表现出"和谐性"、"友好性"、"互动性"、"专业性"、"适应性"、"创新性"、"利益性"及"隐蔽性"等特点,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对外文化传播的发展。     

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的共振:开放、共享与前瞻

随着21世纪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大数据时代。开放、共享与前瞻构成了大数据的基本发展理念。服务型政府作为与时俱进的政府,是以资源开放为前提,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开放性政府。它的开放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共享性的政府,它会主动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引导其他治理主体合理地分享信息...     

欧盟对大数据垄断相关市场的界定及其启示——基于案例的分析

大数据已成为许多创新企业的关键必要设施,以大数据为驱动的经营者集中在我国还未引起反垄断执法部门的足够重视。本文根据相关案例,分析了欧盟对大数据垄断相关市场的界定及遇到的挑战,认为根源在于现行反垄断法与大数据垄断相关市场的界定存在制度供需不匹配,需要制度补给并界定相关大数据市场,并对用户服务市场的竞争效应进行整体评估。     

美国的北极战略

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北极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双重身份,这对其北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将北极战略嵌入其全球战略之中。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美国的北极战略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层面出发,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美国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突破口,获取北极治理的领导权,进而构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秩序。在美国北极战略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北极治理的中心议题,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管理得到更多重视,北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更趋积极;同时,北极治理机制仍然呈碎片化状态,北极理事会难以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国内利益集团诉求各异、美俄关系前景堪忧、美国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能否成功实施其北极战略尚存在不确定性。     

从“融入西方”到“追求主导”——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演变

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相比,俄罗斯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并非全球卫生治理的首要贡献者,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回顾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过程,可以发现,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从融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以防治艾滋病为核心的全球卫生治理,逐步转变为追求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独立主导地位。俄罗斯围绕世卫组织等联合国机构,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为抓手,以重大峰会为契机,优先推动非传染性疾病的治理,建立并维护独立于西方的、以俄罗斯周边地区为核心的卫生安全体系。维护日益演变的卫生安全利益、扩大基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全球影响力、应对西方国家对俄卫生利益的挑战,是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动因。当前,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合作空间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这也为未来中俄全球卫生合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东北亚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的法理依据及其完善

东北亚海洋废物处置具有复杂性、广泛性与跨界性等特征,需要加强区域合作治理。现有涉海洋废物处置的国际公约以及东北亚区域内相关双边与多边协定和文件,为东北亚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据。但由于东北亚区域内有关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缺少专门协定,只是在相关条款中有所涉及,再加上区域内各国国内法授权的差异,造成相关立法及合作机制存在一定缺陷,从而影响有关合作开展及其效果。东北亚相关国家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完善有关海洋废物处置的国际法规则体系,以便更好地为区域内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积极参与东北亚有关海洋废物处置合作治理的规则建设,为维护东北亚海洋废物处置的良好秩序贡献中国方案。     

浅析国际政治大数据预测的限度

大数据的出现给国际政治预测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大数据并非无所不能。其成功预测的前提是事件具备起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一个过程,大数据预测大致包括数据准备、分析建模和模型应用与反馈三个阶段。数据准备主要由数据获取和数据预处理两个环节组成。对于数据获取而言,研究者既面临着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需要所施加的规范约束,又要努力克服数据资源的结构性缺陷所造成的现实约束。数据预处理则涉及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特定数据的特征工程和旨在提高信噪比的数据降噪。在分析建模阶段,研究者设置的算法和模型会显著地影响到预测的效果。在模型应用和反馈阶段,研究者首先使用模型进行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来检验、评估和调试模型,其中事件背景条件和对象运行轨迹的变化是影响预测准确度的重要因素。从经验上看,上述诸条件满足得越多,预测准确率越高。本文按照大数据预测的工作流程,归纳并分析了国际政治事件预测实践中各个环节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文章创新之处在于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因果关系在大数据预测中的作用:它不仅是建模的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到预测的整个过程。     

基于地区形势认识模式，东北亚地区合作应对核灾难

具有地缘政治学上特殊关系的韩中日三国，在核安全及应对核灾难时，不该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而应该从区域公共财产的层面考虑问题。福岛核辐射事件呼吁三国加强区域合作的紧急需要。应对核灾难的东北亚地区合作，不是仅从简单的多变合作关系框架出发，而是为了保证作为地区公共财产安全的核安全，作为地区形势认识模式，提出了系统而具体的核灾难应对模式，提出了将制度性框架和具体合作方案进行系统联结的理论模式。基于Endsely的地区形势认识模式，地区形势认识模式由认识-理解-预测这三个阶段组成。在实践层面，地区形势认识模式可以被应用为建设系统而具体的东北亚应对核灾难的合作机制。为了构筑基于地区形势认识的东北亚合作体系，首先要在保证三国合作连续性的政治意志，其实要设定围绕地区合作方向性的竞争结构及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最后，为确保三国合作的有效性，有必要设立更加具体而有约束力的制度措施。     

美国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及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

21世纪初以来,美国已构建起涵盖传染病、食源性疾病、自然灾害、网络安全威胁,以及意外和蓄意释放生物、化学、核放射性物质行为的卫生安全观;建立了旨在维护本国和全球卫生安全的战略体系和法律体系,以及军民协作的国家卫生安全治理体系与机制。虽然有相对成熟的治理体系,美国却未能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流行。主要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的相关决策将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利益以及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维护本国和全球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利益之上。由于不尊重科学规律和专业意见,不能有效地协调联邦与州政府的责任和行动,持续压缩卫生安全投入,缩减国际责任,转嫁矛盾,导致美国和全球的抗疫努力付出了更多生命、时间和资源代价,并进而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治理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构建均衡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框架及路径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要求。构建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汲取古往今来对均衡治理的成果,分析公共服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把握新时代新期待,作出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从公共服务均衡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建立均衡公共服务三维理论框架,分析公共服务均衡性存在的问题,以及增强均衡性需要的条件。研究发现,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高质量发展又成为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的基础。推进公共服务结构均衡,要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现代治理结构;在公共服务提供运行上,要打造灵活方式,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在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上,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赋能功能。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的路径是以改革总揽全局,系统发力,统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推进公共服务体系从“有”向“优”转化。     

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

本文分析了欧盟成员国在禁毒政策领域发展共同政策、战略和行动能力的历史,探讨了欧盟禁毒政策的立法基础、制度机制、业已达到的水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指出欧盟已逐渐发展出一个共同治理跨国毒品问题的政策框架,为成员国通过欧盟途径来治理本国毒品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指导和手段,成为一个在相互依存条件下以一体化方式寻求毒品安全的典型实例。对欧盟禁毒政策及其制定过程的研究,将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毒合作,以及建立自己的国际禁毒行动协调机制,共同推动解决毒品这一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一个网络化治理视角

缓解基层治理矛盾冲突以及促进基层治理共同体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的显要论题。既有的单一行政型治理范式难以适应网络信息时代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发展要求,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范式,聚焦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信任合作机制、价值认同机制、整合共享机制、风险共担机制等多重机制的互补共融,以实现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要素之间的融合嵌入。网络化治理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涉及制度政策、关系链与合作链、组织载体、要素资源等四维融通过程,并在载体建构层面以多层次政策组合、多主体协商共治、多维利益需求整合、多重文化心理认同等路径实现共融创新,并最终形成适应基层治理共同体发展情境的“政策—主体—要素—场域”逻辑框架。探索基层治理共同体创新发展需要在制度政策层面形成多层次政策组合的共同体,在多元主体层面构建协商共治的民主共同体,在组织载体层面实现需求整合的利益共同体,在情感理念层面培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共同体等多维融通整合。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总体而言具有合作型碎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碎片化时代,鉴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其更多地需要方向型、理念型和手段型国际领导,即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理念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而形成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这种国际合作领导的方向在于超越传统现代化话语和理念,重聚绿色发展的金球共识,引导全球走向低碳经济,使全球气候治理各方获得共赢。当前,中美欧的三边互动表明,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作为受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并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重要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一定能为全球绿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并成为绿色国际合作领导的关键一方。     

《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下的中方商务人员流动问题

《大湄公河次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以下简称《行动框架》)将商务人员流动确定为四个优先合作领域之一。本文根据《行动框架》的指导精神,在分析中国商务人员流动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中方实施《行动框架》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