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适用最新司法解释的重点和难点

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呈现高发态势。然而,我国刑法对此类犯罪存在较多模糊性、概括性表述,导致入罪门槛不清晰、量刑标准不明确、信息数量认定难、自由裁量不当,掣肘司法人员准确适用法律。《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实践中的争议问题、统一了刑罚的适用标准,为精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奠定了法律基础。为此,有必要结合办案实践,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的法律适用要义作重点分析,如公民个人信息分类制度、信息累计计算规则、直接认定规则、适用时效、合法经营的出入罪标准等,从而为准确适用本罪提供参考。     

侦查阶段刑事案情披露活动的程序性规制研究

当前我国侦查信息的披露由于立法的缺失、＂官本位＂意识的存在等因素的影响,缺少程序性规制,案件信息的发布较为混乱。因此,必须从完善程序性立法、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完善侦查阶段案情披露活动的程序机制,防止不当案情披露损害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其真正能够成为公民监督侦查工作的平台,保障侦查的顺利实现。     

公共危机中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中信息披露的主要主体包括政府和公众.政府信息披露是公民安全保障权和知情权的必然要求,是危机沟通的需要,也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民披露信息则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可以补强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可以促进公共危机时期法律的执行.对于公共危机时的信息披露,国外有不少立法和实践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就政府信息披露来说,应完善立法并加强法律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完善追责机制并拓宽披露的渠道.就公民信息披露来说,应重构我国的举报制度,加强对潜在信息披露人的激励和保护,并确立紧急情形下的信息披露机制.     

我国商事仲裁机构仲裁员名册信息披露标准研究

仲裁员是商事仲裁案件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商事仲裁案件的质量。仲裁员非职业化的身份特性使仲裁员披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以保证仲裁员独立公正的制度,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仲裁员披露作出任何规定,存在制度上的缺陷。实践中,我国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已实际成为仲裁员披露的重要载体,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同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披露信息量不够、披露信息类别和程度大相径庭。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仲裁员名册不能充分发挥披露作用的原因,提出规范我国商事仲裁机构仲裁员名册披露标准的建议,对于提高仲裁员披露标准、提高仲裁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     

论被告人信息公开的合理限度

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民检察院在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中要求公开的被告人真实身份信息,即便在被告人服刑完毕之后,仍可能长期存在于互联网空间之中,其社会效应等同于被公开的犯罪记录。然而,我国目前仍没有建立统一的国家犯罪记录制度,检察机关以检务公开制度来规范被告人信息的公开工作,应遵从犯罪记录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公开范围上作合理限制,并为犯罪人提供相关权利救济渠道,并大力促进统一的国家犯罪记录制度构建。     

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研究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关系到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利用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在不断增长,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网络诈骗的形势严峻。网络诈骗犯罪种类较多,具有非接触性、隐蔽性、分散性、专业性的特点。针对侦查讯问僵局以及办案过程中的串并案等问题,侦查人员要转变侦查思维,落实网络阵地控制,加强协同作战,及时固定证据,挽回损失。深化科技强警原则,充实人才队伍层次,建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防止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发生。     

侦查阶段刑事案情披露活动的程序性规制研究

随着司法民主建设的推进,诉讼环境的嬗变,以及刑事程序正义的要求,侦查阶段案情适当披露的必要性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当前我国侦查信息的披露由于立法缺失等因素的影响,缺少程序性规制,案件信息的发布较为混乱。因此,必须从完善程序性立法、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完善侦查阶段案情披露活动的程序机制,防止不当案情披露损害犯罪嫌疑人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其真正能够成为公民监督侦查工作的平台,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造

刑事诉讼是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动反应,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犯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势必影响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为保障公众的安全而随意的启动诉讼程序与为保护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尽量少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的差异,刑事诉讼的启动在标志上、条件上和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区别,其具有:案件输入、保障人权、案件分流的功能。目前我国刑诉启动程序中案件的输入功能欠缺,为此,必须降低立案标准,增强案件输入功能,把侦查行为的启动作为诉讼启动的标志。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2006年《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总目次

作者后的数字分别为年份,期数,页码·法学研究·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之检讨"白玉琴2006.1.3垄断行为判定规则的沿革与内涵"李俊峰2006.1.8同时犯理论的困惑及补救"陈洪兵杜文俊2006.1.14试论犯罪中止与其他犯罪形态的竞合"曾娇艳李志雄2006.1.18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徐宇2006.1.21重构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三点论"白冬2006.2.3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之探讨"曾燕2006.2.7我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论网络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正确认识网络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无疑有利于对其打击和防范。网络犯罪的概念是 :违反法律规定 ,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的以网络为基础并妨害网络正常运行秩序 ,严重危害社会 ,依法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网络犯罪具有隐蔽性高 ,事先多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 ,犯罪风险小而收益大 ,侵害对象广且危害大 ,作案具有连续性 ,内部人作案或内外勾结作案多等特点。     

浅议中国区际刑事司法管辖冲突及协调

中国区际刑事管辖冲突具有不涉外性、多元法系之间、单一制国家内平等法域间的特点和简单的跨境犯罪、复杂的跨境犯罪、特殊的跨境犯罪三类。"一国两制"原则和合理、有效地惩治防范犯罪原则应成为解决三地刑事管辖冲突的基本原则。排斥我国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的适用以及对简单和复杂的跨境犯罪、互派人员的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关国防和外交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涉外的犯罪、有关港澳居民在国外实施国际犯罪后逃回国内的管辖等,均是解决协调刑事司法冲突具体原则。     

刑法身份的功能建构——以“共犯与身份”问题为中心

建构身份犯、限缩刑罚权、关注人身危险性是刑法身份的三大功能。违法身份犯（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的身份是违法的基本要素,因为违法是连带的,该身份如果发生效用会对无身份者参与行为的不法产生连带性影响;责任身份犯的身份是责任要素,因为责任是独立的,该身份对无身份者的责任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他限缩刑罚权的消极身份,基本上也受违法是连带的、责任是独立的共同犯罪归责原理影响。阻却构成要件的消极身份特别地受到法益概念的相对性影响。阻却可罚性的消极身份与量刑身份均属于个别化的要素,有类似于责任身份的规范特点。     

对一惩治贪污罪案例的解读与思考

贪污罪在西方和发达国家的刑法中不是必设罪名,有的国家把它写在财产罪里,作为侵占罪或者盗窃罪加以规定,有的国家把它作为侵占、贿赂等犯罪的概括性罪名。由于美国的法律渊源复杂,尤其判例法制度决定了法官拥有较大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加之美国其他刑罚和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使该案法官得以作出非常规判决。该判决凸显代表当代刑罚改革潮流的诸多刑罚观念和司法理念,对完善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刑罚制度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论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及其立法完善

关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问题,刑法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刑法设置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和打击各类严重破坏国家计划生育立法、危害妇女生 命健康的犯罪行为。以此为基点,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主体,我们应当做宽泛的理解。我国现 行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缺陷,在今后我国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应考虑 修改刑法对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规定。     

对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几点法理思考

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经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成为知识产权。作为一项法律规定的权利特别是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两方面内容的权利,它必然会受到不法的侵害,有不法的侵害就必然会产生法律的保护。将严重的不法侵害行为上升为犯罪并用刑罚加以抗制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聚众淫乱罪的迷思与匡正——以“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为线索分析

“南京副教授换偶案”作为热点案例，为我们透视聚众淫乱罪的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平台。对聚众淫乱罪立法沿革的阐释、对该罪的规范解读，无非是想说明，当下不宜轻率地取消聚众淫乱罪：聚众淫乱罪罪状是简明罪状．法律及法律解释对“聚众”和“淫乱”缺乏清晰明确和权威的界定．导致了该罪现实中的司法困境。实行司法对立法的能动反馈、对刑法条文进行道德解释、培育健全的法官人格无疑是实现司法突围的正确路径。     

“熊猫烧香”案的刑法相关问题探析

“熊猫烧香”案是一起典型的网络犯罪案件，其所涉及的刑法学问题主要是对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应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盗窃罪定罪量刑，对此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有必要由最高司法机关对如何认定“后果严重”以及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问题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更加有效地打击网络犯罪行为。     

新司法解释下寻衅滋事罪“口袋”的扩张与坚守

在当前刑法体制中,兜底性罪名是刑法废止类推原则到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口袋性质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事立法上,具有罪名与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刑事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必要性。信息网络空间既有"工具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新司法解释对"公共场所及其秩序"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使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更加清晰,其口袋并未突破。     

改革,还是改换?——也谈我国犯罪构成理论

近几年来,犯罪构成理论逐渐成为我国刑法学界争论的重点.学者们围绕着应对我国传统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革,还是应彻底改换为大陆法系三阶层式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一关键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这两种理论进行细致地论述和比较,以确定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到底是应走改革之路,还是走改换之路,才会更为合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