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大调解”视野下法院调解制度的构建

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我国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为有效减少矛盾,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法院调解作为大调解机制的重要一环,由于影响中国法院调解的因素是多样的,使法院在进行调解的操作过程中,有些案件不能及时和合理的得到调解。为了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在大调解的基础上构建法院调解制度,可以采取法院委托调解的模式,来减轻法院调解的负担,从而进一步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     

能动司法与大调解语境下的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有着不同于审判的价值追求和运行方式。本文针对我国目前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在调解原则、诉前调解制度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     

人民法院在大调解工作中的定位与作用

一、根据职能特点,明确人民法院在大调解工作中的定位。大调解是指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综治委具体负责协调,社会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共同参与联动,多措并举,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其特点,一是大调解参与部门多。通过整合社会资源,相关部门立足本职,发挥各自优势,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形成合力。二是大调解覆盖范围广,可以说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使矛盾纠     

“大调解”行动与“大调解”机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观察样本

大调解制度依托调解这种传统纠纷解决模式,以各种社会与政府资源的整合为手段,近几年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对当今大调解工作机制的运作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调解机制在减轻法院工作压力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纠纷当事人而言,较多的人倾向于法院调解,大调解机制的运行效果不够理想。改进的措施在于,充分发挥其他调解作为自发秩序的自治力量,强化其作用。     

浅析“大调解”机制的完善

在国家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为有效减少矛盾,＂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虽然＂大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因＂大调解＂机制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其运行的科学化、规范化仍是值得我们研究探讨的问题     

港口区法院：四项措施构建诉讼“大调解”工作格局

为进一步落实全市法院调解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调解年”活动,8月24日,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法院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民商事案件调解和执行案件和解工作,并就推进本院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通过了四项措施。     

构建“大调解”格局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构建调解工作大格局。这是自去年以来,为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展,上海市逐步深入推进的一项政府工程和民意工程。     

“大调解”的运作模式与适用边界

作为当代中国调解新模式的大调解,包括党政驱动、司法能动、多方联动、法院主导和关系协调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于预防和解决纠纷,更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保障社会稳定。然而,基于纠纷解决理论的内在逻辑,由政府主导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纠纷解决机制解决不了双方力量悬殊的官民纠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缺失中立第三方的问题,并切断官民纠纷之源,大调解才能真正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达成制度倡导者所希望的案结事了、三效合一的实践效果。     

成都市大邑县“大调解”新旧联动工作机制比较

随着大调解联动工作的开展,大邑县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对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这种新旧大调解联动工作机制的转变主要体现在组织机制、工作重点与方式、相关部门角色转变这三个方面。形成这些转变的动因主要在于旧的组织方式不合理,相关旧机制中的保障体系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虽然解决掉了一些旧机制中的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解决大调解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     

试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随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西方行政法上的广泛适用，行政调解作为“东方经验”的本土资源也日益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目前由于我国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和行政调解自身缺陷等原因，导致了法治观念的极端化及其与和谐理念相背离，难以发挥行政调解在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通过比较法的考察，我们从西方ADR的相关制度中得以启发，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诉讼中的调解: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

行政诉讼案件能否调解、如何调解,近年来在国内一直争论不休。西方法学界也存在着同样的争议。同时,西方的法院系统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西方主要国家在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有不同的路径,这些调解实践反映出了一些西方的经验。中国的调解制度存在于特殊的行政诉讼和法治背景之下,调解可能给行政诉讼带来特殊危险,对此应当设计相应的对策,以便做出选择。*     

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只有划清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界限,才能克服刑法解释的恣意性,否则,就会以扩张解释之名行类推适用之实,造成比具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更大的破坏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在是否处于刑法条文用语可能的含义之中、是否具有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是否采用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推论和是否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念出发这四个方面,扩张解释都与类推适用存在构造上的差异。展开合理的扩张解释时,应当遵循一定的操作路径:首先,需要判断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属于扩张解释的对象;其次,需要根据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对刑法条文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正向扩展,然后根据处罚的必要性进行反向限缩;再次,需要通过法律商谈来检验解释结论的性质;最后,需要通过一种程序性方式,来终局性地解消对实体性问题的分歧。     

Iaals' Honoring Families Initiative: Courts and Communities Helping Families in Transition Arising from Separation or Divorce

• It is time for a national dialogue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out‐of‐court alternatives for separating and divorcing families.
•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eparating parents who provide their children with consistency, emotional support, and low conflict help children successfully adapt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论WTO环境下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应对举措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WTO的环境中,已经成为一种歧视性待遇,成为反倾销中制裁的权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市场地位问题”判断标准已经超出了经济意义的范畴,具有发达国家的内国政策性的倾向,和发达国家的内国利益相联系。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可能再次成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下遭受反倾销的原因,引起众多西方发达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和中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合法”化的国际环境,在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保障措施”的限制。因此,在WTO环境下充分运用WTO成员国的权利,积极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国际上的承认。     

The media coverage of court proceedings in Europe: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fair process

Press curiosity to report on legal proceedings has been a salacious feature in history of mass media. Pre-trial comment, media coverage of press proceeding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of the defendant are some of the main legal issues which are raised by the ambiguous relation of media to court proceedings.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blogosphere have adde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se legal issues. A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a fair unprejudiced process has to be achieved in the context of application of legal mechanisms of protection of the justice’s authority, such as contempt of court. As regards the question of media coverage of the court proceedings, the decision of the UK Supreme Court on May 2011 to permit television coverage of its hearings demonstrates an important shift as regards how publicity is percei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the UK, while there is a certain disparity between national legislators in the way they deal with this issue at a European level. The legal ques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fendant through the effective guarante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and, consequently, that of a fair trial is often combined with the debate about the right of the defendant’s privacy not only when there is a pressing social need for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before or during the court trial but also many years after the end of the legal proceedings.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劳动调解仲裁法——劳动调解仲裁法若干不足之评析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突破性制度设计，健全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有利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然而，从构建和谐社套的视野来衡量，《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劳动调解、拖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劳动仲裁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与疏漏，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刑事赔偿制度要发挥调整、缓解司法权与公民权的矛盾和冲突的功能,就必须将平衡司法权与公民权所要求的内容表达出来。我国现行刑事赔偿法律制度在制度规范层面存在严重缺陷,不能满足调整司法权与公民权的矛盾和冲突的实际需要,应当在刑事赔偿范围、归责原则、赔偿义务主体、赔偿程序以及赔偿经费管理体制的设定上进行修改完善,使其与其他相关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救济体系。     

司法调解与治理变革--以陕甘宁边区基层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司法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调解制度,则是当代中国司法调解的主要渊源。革命根据地的调解,不止是一项司法制度或者新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它实质上更是一种治理模式,辅助革命政策的推行。通过荣誉、身份等象征资本重塑调解人,不断将革命伦理、法制融入新型调解规则体系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司法调解,较好地实现了革命根据地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有效消解了革命法制与社会旧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了普通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认同度。革命时期的调解尽管存在制度缺漏、行政导向等缺陷,但它对社会文化、习俗的娴熟运用,对社会组织、地方权威人物的组织吸纳,以及注重消弭社会冲突、维护邻里和睦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理变革在法治中的生动体现,也成为当下司法与社会治理可资取鉴的历史资源。     

构成要件和犯罪体系

日本的阶层犯罪体系理论取道德国,其经历了从贝尔纳体系向李斯特体系的转变。相应地,日本的构成要件论也经历了特别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的分歧。同时,日本的刑事立法中也存在与其理论体系相龃龉的现象。这也是导致理论以及实务中问题产生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明确探讨犯罪论体系的实际意义:第一,区分刑法上的“构成要件”和刑事诉讼法上的“构成犯罪的事实”;第二,在刑事政策上,具有采纳阶层体系的必要性。如果刑法不采纳政策上的“保安处分”,只注重刑罚这一法效果的话,只要坚持“责任主义”,“要件体系”也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