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中国正式法律渊源的习惯法

当代社会的发展使法律渊源的多元色彩更加突出。习惯法为当代中国的正式法律渊源,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规定习惯在特定情况下经国家认可成为习惯法而具有正式的法律渊源地位。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作为当代中国正式法律渊源应当受到充分重视。     

从话语视角分析法律渊源理论

法的渊源本身置于实际生活中,因而蕴含了法的渊源的基本精神的法律能够以制度性表述为反映和服务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保障。德沃金认为法律的概念是确保整个社会之整合的媒介。正式法律的形态建立在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是有条不紊的系统的动态的话语传递进程,规范意义在法律渊源庞大的符号系统中流动,链接了生活世界和实定法,法律在现实中运用所遇到的阻碍又通过这个系统反馈到生活世界,从而促使法律本身不断改进。     

法律认识论视野中的法律渊源概念

现有的法律渊源概念理论不能充分说明有关此概念的三个疑难。法律渊源概念应当从法律认识论来加以界定,法律渊源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法律,它是法律认识中的特定阶段,与法律规范相区别,同时在法律认识中呈现出层级化的特征。非正式法律渊源不是法律渊源,法律认识中涉及的其他非操作性理由也不属于法律渊源。     

新中国法律渊源研究变迁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渊源的研究具有三个发展脉络。第一脉络为“立法渊源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脉络法律渊源学说呈现“本质渊源说”“表现形式说”“效力渊源说”和“混合渊源说”的发展逻辑。第二脉络为“司法渊源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法律渊源学说从“法官法源说”精细化为“权威理由说”。第三脉络为“综合渊源说”(始于21世纪)。学界从立法和司法双重角度分析法律渊源价值和具体规范的法律渊源属性。回顾新中国法律渊源研究历程,可以发现,法律渊源研究始终围绕“法律渊源与法的表现形式”“法律渊源与法律方法”“法律渊源与法”核心争论点。法律渊源研究受国家法治建设发展影响、得益于国外法源理论且与学者研究视域有关,研究视角从法律渊源地位转为法律渊源适用,法律渊源内部理论逻辑与实践品性也逐渐完善。展望未来,法律渊源研究范式应超越制定法本位,研究场域囊括法治实践,研究目标致力于法律渊源体系,以构建实践性法律渊源理论。     

论印度的法律渊源

印度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与中国、埃及、巴比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它的古代法律文化也因具有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和鲜明的民族特征而在古代东方大放异彩,并一度伴随着宗教传播到东南亚、东亚一带,发展为东方法律圈之一印度法系。但在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受英国法律的影响深远,因此现代印度法律渊源又融入了英国法律传统,故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简要论述了印度的法律发展过程,对印度的法律渊源进行阐述,希望借此能对我国的法治进程的促进有所裨益。     

新加坡法律渊源简介

新加坡原属英联邦国家,深受英国法律的影响,是普通法系国家。新加坡的法律渊源及主要依据:新加坡共和国宪法;被接纳的英国法令;新加坡国会制定法令,即成文法或称制定法;新加坡法庭的判例,即法官造法;有关部长根据法令拟定的辅助条规,即附属法规;国际公约;风俗习惯①。本文主要从这些渊源入手,对新加坡的法律渊源做简要的分析和介绍。     

浅析法的渊源——判例法作为我国民法渊源的意义与局限

一个国家应采取哪些渊源,应该是从保障民法实体内容合理化的目标来考虑,这些法律的渊源必须反映合理立法的特点。我国自清末以来主要继承了大陆法系得成文法系统,民法除了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国家政策和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外以制定法为唯一正式的法律渊源。判例虽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作用,但目前尚不承认其法律渊源地位。理论界对判例法制度引入我国,作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出现了很多争议。     

指导性案例何以作为法律渊源? ——兼反思我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关系

“指导性案例是不是法律渊源”是一个关乎指导性案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基础性命题,该命题也可以作为反思与重构我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为此,应当从多个维度来界定法律渊源的基本内涵与属性,以明确相关讨论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反思当代中国法源理论与法源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倡导一种“规范多元主义”的法源观念。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指导性案例作为当代中国的一种法源类型,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也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

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是我国学者一般将之作为等同的概念使用。这种观点导致了某些学术上的混乱,也导致法律形式和法律渊源各自的作用没能够充分发挥。正确界定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是实现二者区分的逻辑起点。法律形式是法律文本的表现方式;法律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由此可以得出二者之区分:从实践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指司法之法,法律形式之法是指立法之法;从内容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的规则体系,而法律形式则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规则体系;从路径来看,法律渊源之法是在司法适用过程发现和寻找的,法律形式之法是立法中形成的。司法适用之法完全局限于制定法之时,二者会出现种属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涵依然有着重大区别。     

法律选择理论演进的法哲学渊源探讨

法律选择理论从14世纪法则区别说产生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传统法律选择理论阶段、近现代法律选择理论阶段和当代法律选择理论阶段。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法律选择理论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哲学理论关系密切。本文以法律选择理论发展演进的历史为线索,探讨法律选择理论与法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侵权法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思想史的札记

"法律与经济学"理论运动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当今美国主流法学流派之一,这在法律思想史上实属罕见。法律与经济学对法学和法律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通过以"思想史的角度"对法律与经济学之"侵权法理论"展开讨论,重点表现在科斯的成本理论、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和波斯纳的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     

社会法学派的法律漏洞观及其启示

社会学法学主要基于法律是社会中的法律而不是社会是法律中的社会，法律目的和法律功能的二分性与规则、事实和方法的不确定性这三点理由，认为法律存在漏洞具有必然性。司法的“三个至上”理论的实践应以社会化的考量为基础。社会法学派的漏洞观启示是：只有在个案取向的疑难论思维方式引导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以实证法的基本规范性为前提，来考察疑难案件的本质规定性，通过合乎逻辑的法律推理过程将各种法律因素谐合一致起来，才能得出允当而又具有说服力的判决，点滴的而不是一揽子式的弥补法律漏洞，增进法律的圆满性。     

试论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渊源是国际法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然而在现实中的使用却极其混乱。因而有必要对法的渊源的含义进行考察,以重新界定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和外延,区分国际法渊源与国际法表现形式这对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

从法律方法的角度看法律适用是一个关于“法律是什么”的认识理性 ,而法律适用中法律渊源内部冲突的解决是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技艺理性。从两者的关系上看 ,认识“法律是什么”是“如何实现法律”的起点 ,“法律是什么”也仰赖于“法律如何实现”     

论违法及法律责任的构成

本文对“违法”的概念构成,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等问题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税收法律行为初论

与税收法律关系同样都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 ,但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在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却付之阙如 ,本文即对此作出了探索性的研究。本文首先界定了税收法律行为的概念 ,并确定了其较为重要的种类划分 ;然后 ,通过对税收法律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以及私法法律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 ,明确了税收法律行为的公、私法交融的性质特征 ,并着重以契约行为为例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最终 ,将税收法律行为与税法上的事实行为一起 ,初步构建了税法上行为的体系。     

法益:法律的中心问题

法益是法律的基本范畴。可以以法益的主体、被保护的程度、存在的形态、内容等为标准进行分类。法益总量的最大化是法律目标量的规定性,法益结构的最优化是法律目标质的规定性,二者是法律的双螺旋价值追求。权力、权利是法益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环境法律观检讨

当前环境法学表象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专业性不强的危机,其根源在于较为落后的法律观。在一些环境法理论中作为言说基础和前提预设的“法”与作为现代法治基础的“法”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法律道德主义色彩浓厚、与科学规律界限不明、主体性缺失、孤立立法、与传统法的关系失当五个方面。法律观偏失的环境法学研究在实践中只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无助于环境法治的实现。要想获得理论提升和实践突破,环境法学必须对自己的核心任务和研究范围作出准确定位,牢牢把握法的本质特征,加强本土化研究,尊重现行法,采取现实主义思维,实现向法学的回归。     

中华法系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从法系到法律样式的学术史考察

法系论自穗积陈重提出伊始,就存在着对世界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不一的困难。本文通过学术史的考察认为,以往的中华法系研究基本上没有跳出法系论的框架。事实上,中华法系研究不仅是印证法系论的个例,更孕育着比较法研究开新的学术价值。武树臣教授从中国法律研究中提炼出法律样式的学说,为重建中华法系和再造比较法的奠定了新的范式基础。     

法理学还要与部门法学疏离多久——以桑本谦先生的法律解释理论为分析视角

传统的建构型法律解释学和桑本谦先生所主张的解构型法律解释学都面临困境,而从部门法制度和部门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学并非无药可救。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然是和法律制度的发展、部门法实践的发展、法律共同体的发展乃至法治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抽象的法理学建构和抽象的法理学解构都具有局限性。法理学视野下法律解释学所面临的困境,其实质是中国法理学所面临的困境,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就在于法理学一直以来对部门法学所采取的疏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