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制度偏好与对策启示

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选用2003-201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沿线5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流量数据,剖析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的制度偏好发现:(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有着独特的制度偏好,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显著偏好于对有较差政治民主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2)中国企业会通过对制度环境的接近性和偏向性识别,寻求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扩张: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治民主度与本国接近的东道国,尤其是对制度劣于本国的东道国投资扩张;另一方面,中国偏向于对政府效率和法治规则与本国相差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扩张投资;(3)高质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中国企业规避制度风险的有力手段,有助于推动对制度环境较弱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亚五国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受到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制度环境及产业基础的正向影响,而与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人口结构、我国与东道国贸易的紧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动机与传统国际投资理论中的边际产业转移有所不同,投资目标更加多元化,更多地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领域,从而也更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股权集中度、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本研究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公司治理对国际直接投资(OFDI)决策影响视角出发,选取2005—2016年新兴经济体中国进行OFDI的沪深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考察股权集中度、所有权性质对企业OFDI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企业国际化经验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OFDI决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经验能够正向调节股权集中度与OFDI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正向调节国有企业与OFDI决策之间的关系。     

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研究利用2003-2016年中国向中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比较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OFDI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双边关系状态、外交成果、外交活动对中国向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而且非经济类外交成果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中国迈入对外投资大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2010年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家,已经具备大规模发展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力。未来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对外投资经验的缺乏和跨国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此外,中国对外投资还要防范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环保等风险;要警惕＂钱在海外,身不由己＂,就要大量投资实业,发展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只有强科学管理,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保障,才能使中国海外投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机理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别对东道国经济体的影响,特别是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尽管对于发展中东道国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有优势,但是,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比发达国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高.     

从跨国并购看区位优势的弱化

全球经济、生产、投资的一体化发展 ,促使跨国公司 (MNEs)成为跨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跨国企业并购是企业并购现象与跨国投资现象在更高层次上的结合 ,是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直接投资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巨大变化引起经济学和投资理论界的关注 ,对 FDI的理论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和研究内容 ,同时 ,也对以往研究 FDI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战略的转变及世界经济发展所导致区位优势非差异化 ,使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吸引力下降。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目标企业的并购投资更多侧重该企业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核心能力。     

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实证分析

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复杂影响。分析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降低直接投资风险,有效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对2007年与2009年的国际贸易数据比较,我们从多个受影响的经济变量中分析出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述评

我国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已有文献综述主要对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模型、机制建立、国际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了梳理,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方法与风险防范制定出发点等方面缺少总结与评析。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方法与防范措施的运行效率有限,进一步探索高效的风险预警方法、构建风险预警与防范信息管理平台,借助平台识别关键风险因素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防范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初探

跨国投资是一种利益和风险并存的经济活动。在海外经营的投资者除了自然灾害和商业风险外,还会因东道国面临特殊的政治风险(political risks),如东道国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因国际收支失衡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利润或合法收益汇回本国;因东道国发生政变、暴动而使投资者无法继续经营,这类风险往往不以投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论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传统的以及修正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垄断优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是企业挖掘和培育优势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优势的培育是正向促进的关系。这就是"优势培育论"。以中国为例,积极发挥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培育其优势,需要建立互补式国际战略联盟、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努力培养一大批学有所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业务的人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制约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投资安全审查力度加大、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的制约因素。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推动,一是积极应对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二是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转变对外投资模式;三是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走绿色投资发展道路。     

金融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研究——以中国平安为例

文中以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的失败案例为出发点,结合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例,分析对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提出了一套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模式：深入尽职调查,加强风险评估;运用科学的估值模式以避免大幅溢价;避免投资无表决权股票,积极派驻执行董事;积极防范政治法律风险。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加快了对外投资步伐,中国也抓住这一机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地。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如今中国企业也开始了"走出去"的脚步。对外投资对于一国的贸易有何影响,学界对于此有很多研究。本文以1984-201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进行检验,利用协整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企业社会责任与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控

跨国公司在海外从事经营活动时,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政治风险可按照其风险来源划分为东道国政策不稳定、东道国政治不稳定、国家间关系不稳定以及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四类。在跨国公司管控政治风险的过程中,母国政府、东道国政府以及国际私营安保产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又都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旨在从企业管理相关理论出发,探索一种研究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管控问题的不同视角。作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跨国公司既是母国国家利益的创造者,也是母国国家形象的承载者,这样的身份决定了其风险管控策略,既要维护企业经济利益,又应符合社会伦理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恰好能够兼顾以上两个方面,为跨国公司管控政治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作为一种企业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无法对所有政治风险都发挥同等作用,它对来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政治风险管控效果最佳。在此类政治风险中,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够通过管理社会问题规避或降低部分风险,而且即使在风险爆发后,企业社会责任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跨国公司经济利益和社会声誉的损失。     

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综述

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 (FDI) ,在全球开拓市场 ,在全球利用要素差异进行国际化生产。那么 ,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是否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呢 ?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 ,在宏观层面 ,东道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联系、汇率水平及波动、政府治理基础、税收政策、母国经济发展水平 ,在微观层面 ,公司技术水平等都是文献中讨论较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和影响因素。     

论中国投资者在东盟的投资保障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东盟,除了商业风险外,还可能遭遇政治风险,投资风险不同,保障形式和可选择的救济途径也不相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如果中国民间资本向东盟国家投资遭受征收险,可选择向东道国索赔,也可选择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以转移风险损失。对于违约险。要视具体接受投资的东盟国家的国内立法是否承诺赔偿而定。     

美国针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安全考量研究

近些年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井喷状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中国企业在美国不断受挫的案例。本文就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处理进行研究,发现国家安全考量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美国本土企业的利益、政客声望等因素,也籍由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而发挥作用,使得美国针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具有突出的政治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