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五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本文在综合既有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和出口比较绩效指数(CEP指数)为分析工具针对1997~2011年"金砖五国"各个服务贸易部门国际竞争力进行了纵向比较分析;再分别对按照生产要素密集度划分的劳动、资本及技术密集型服务的TC指数和CEP指数进行加权综合得到五个国家的综合国际竞争力指数并进行横向比较研究。通过对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贸易数据的分析及比较研究,总结这五个新兴市场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竞争优势及发展趋势。     

金砖四国金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

近年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被称为金砖四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对金砖四国金融服务贸易指标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服务贸易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金砖四国内部比较中也处于劣势地位。针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现阶段的情况,我们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营销能力,加强金砖四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完善金融体制,改变增长方式,学习香港经验,增强资源整合优势,进一步拓展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加强对金融服务贸易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等措施来提高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中印贸易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我们理解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易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理论,并在此指导下更好地分析国际社会上的贸易行为。中国和印度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是对方增长速度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产业结构既存在互补的方面,也存在竞争的一面。本文试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对中印贸易关系进行分析。     

对外贸易、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都属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两国的贸易结构及方式、产业结构却有很大的区别。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贸易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正确选择是中国和印度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服务业和工业已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器,服务出口占出口的比重一直较大,制造业也不断融入国际分工;贸易模式的转型和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国际数字经济竞争新态势与中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已有的竞争秩序,加速国际经济竞争格局的重塑,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优势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发达经济体从抢占国际数字市场、争夺数字科技优势地位、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强化自身的竞争力,谋求在国际数字经济竞争中抢得先机。中国应通过“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一道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妥善处理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分歧,推动各国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中美贸易非均衡的经济政治分析

中美贸易的非均衡, 不但对两国经济关系, 也对政治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 从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所体现的经济结构高下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由此引起 的贸易互补性;贸易顺差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种类的相关性;中国 在改革开放后国际经济竞争力的迅速提高引起美国对中国参与国际生活的态度变化等角度, 分析 其原因和结果, 并对两国贸易的发展趋势和如何解决贸易不平衡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商业周期传播与国际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动态博弈模型的理论框架与政策选择分析

本文以相关文献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分析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及国际治理机制构建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动态博弈过程,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商业周期(PBC)特征。一个开放国家的时间贴现系数越高则由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政治商业周期越可能发生。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治理机制要具有可行性,必须满足参与性约束、激励兼容约束与帕累托改进条件。为了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及政治商业周期的全球恶性传播,需要以现有国际贸易机制与区域性贸易安排为基础,构建与完善相应的国际治理机制。     

中拉产能合作的动因、进展与挑战

中拉国际产能合作正在积极推进,经济上的互补性使中拉经贸关系近年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中拉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单一的贸易结构制约了双方经贸关系扩展的空间。当前中拉都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旺盛的投资需求,一些拉美国家正在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规划来促进产业多元化,而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生产能力非常契合拉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强中拉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拉美地区充分利用中国的装备、技术、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加速工业化过程,也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当前中拉国际产能合作进展顺利,重点产业领域合作初见成效,但也面临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拉美政局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合作过程中与当地社会沟通不足、重大工程建设中如何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新挑战,文章就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拉产能合作的动因、进展与挑战CSSCI

中拉国际产能合作正在积极推进,经济上的互补性使中拉经贸关系近年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中拉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单一的贸易结构制约了双方经贸关系扩展的空间。当前中拉都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旺盛的投资需求,一些拉美国家正在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规划来促进产业多元化,而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生产能力非常契合拉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强中拉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拉美地区充分利用中国的装备、技术、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加速工业化过程,也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当前中拉国际产能合作进展顺利,重点产业领域合作初见成效,但也面临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拉美政局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合作过程中与当地社会沟通不足、重大工程建设中如何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新挑战,文章就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当前,亚太区域合作正进入一个新的"框架重构"阶段。由TPP所引发的东亚地区秩序或亚太区域合作格局的变化势必会对中国的东亚一体化战略和东盟为中心的渐进性一体化原则形成新的挑战。同时,以TTIP和TISA为代表的欧美新贸易投资协定正在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重大外部因素。因此,着眼于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趋势,中国有必要在深化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完成更高标准的自贸区战略布局;在世界经济规则的重构中提出新的战略议程,以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     

简论苏联干部委任制的形成

苏联的干部委任制始于列宁时期 ,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委任制作为俄国文化的积淀在苏联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 ,有其合理性。但是委任制毕竟要被现代社会所抛弃。斯大林非但未能及时进行改革 ,反使之登峰造极 ,最后给后代留下了遗患。     

从苏共亡党的教训看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党风廉政策略

中国正处于国内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入调整、思想观念深度更新之中，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日益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视苏共亡党的原因对我国当前的党风廉政实践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苏共亡党教训可知，党风廉政建设是立党之本。     

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

1917年11月7日,斯莫尔尼宫沸腾的欢呼声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日,镰刀锤头国旗的悄然降落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地球上的消失.短短74年转瞬即逝,苏联于一夜之间突然崩塌,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和不解,同时也为中外学者研究这一20世纪的"历史之谜"留下了永恒的课题.     

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根源探析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动摇了在伊朗乡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 ,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伊朗的发展。伊朗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因白色革命的成功推进而发生了激烈变革。经济现代化的长足进步客观上要求政治领域进行相应变革。巴列维无视这些变化 ,继续强化君主专制 ,推行独裁统治 ,致使新兴的社会阶层无权分享政治权力 ,传统的社会力量被摧毁。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引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 ,推翻巴列维王朝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战斗目标。因此 ,白色革命后伊朗经济现代化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滞后状态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     

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崩溃无疑是一种社会性失败,社会性失败必须从经济基础找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实际是这一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反映,这一矛盾就是计划的指令性与个人消费的不可计划性之间的矛盾.把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纳入统一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存在前提.个人消费的选择性特征,决定了个人消费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由此便形成了否定苏联计划经济存在前提的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下,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是压制个人消费,用供应短缺方式使原本不可能由社会统一计划的个人消费变成可以统一计划的,这实际上并没有消除这种对立.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压制个人消费是苏联计划经济赖以存在的内部条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隔绝是其存在的外部条件,从长期看这些条件都是难以为继的.     

在拉美所"2006年拉美大选的影响与拉美左派的发展" 研讨会上的讲话

2007年1月11日,“2006年拉美国家大选及其政治走向”课题结项暨拉美大选的影响与左派发展问题研讨会在拉美所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民与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深刻分析了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政治走向,拉美左派的发展对该地区形势的影响。现全文发表如下。     

世纪之初俄罗斯经济迅速反弹的原因分析

1999年以来 ,俄罗斯经济走势一改经济转轨以来连续下滑的颓势 ,出现触底反弹并持续增长的积极迹象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增长主要的仍是经济严重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 ,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的存在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从俄罗斯转轨以来的经济走势我们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持续好转的原因及经济增长前景 ,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定启示的。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离岸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在跨境贸易结算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充分发挥预期中的功能,这也引发了各界对人民币国际化模式的进一步讨论。原则上,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离岸市场有助于克服人民币自由流动受限这一障碍。历史经验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离岸市场能够有效地推进货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遵循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输出、跨国企业四者并举的"中国模式",其中未来的离岸市场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和配套准备才能真正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引擎。     

Inter-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roles of the US and of the EU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standoff has escalated since North Korea let slip that it was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while James Kelly, U.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was visiting Pyongyang in October 2002.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has acknowledg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discount a preemptive military strike on the suspected nuclear development facilities, and North Korea has stood firm against any pressure to halt its nuclear develop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ialogue and meeting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major countries concerned, including Korea, the U.S., Japan and China, have been activated to resolve the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specially after the U.S. pronounced an end to its war against Iraq in early May of this year. In the middle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inter-Korea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initiated by the Sunshine Policy of the Kim Dae Jung administration and followed by the Roh Moo-hyun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not separable from the nuclear situation. This paper follows recent developments of inter-Korean relations, illustrates South Koreas stance on the issue and suggests the EUs role on the nuclear issue. This is a revised version of th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ia-EU Journalists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Asia Europe Foundation and the Korea Press Foundation (KPF), held in Brussels, Belgium, May 22 2003.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KPF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