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偿受赠房将全额征契税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下发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对无偿赠与行为、将受赠住房对外销售以及赠与行为后续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加强税收征管的措施。国家税务总局要求,纳税人在办理无偿赠与减免税手续时,必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填报《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登记表》并作出无偿赠与声明,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后方可办理无偿赠与减免税手续。为防止房屋买卖双方利用假赠与行为,偷逃赠与环节和将受赠房屋对外销售环节的营业税,将无偿赠与行为区分为一般赠与行为和其他无偿赠与行为两类,并对如何确定…     

上情

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将全额征税日前,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无偿赠与行为、将受赠住房对外销售以及赠与行为后续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加强税收征管的措施。     

浅谈任意撤销权在赠与合同中的适用

我国《合同法》在体现赠与行为的无偿性的同时,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用来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但是,这一规定本身的缺陷加上我国赠与行为规定的前后矛盾等结构性失误又构成了另一种不平衡,本文从分析新的不平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入手,给出了适当的建议,希望纠正我国立法关于赠与行为规定的结构性的失误。     

先秦法家思想及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国策,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制度保障。法治思想及其制度建设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古代中国缺乏法治思想理论和制度实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固然必要,但扬弃中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传承超越,建构一种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更为必要。由此,评述先秦法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和基本理论观点,进而阐述法家法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仍具现代价值。     

古代官员如何表达民意

<正>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新中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那么,古代的议事会怎么开、官员们又是如何表达民意的呢?"朝参"与"集议"古代中国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但难免有局限性,因此才有了"朝参"和"集议"这两个会。"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     

浅析“医疗红包”行为的法律性质

"医疗红包"行为中"纯感谢型红包"不属于法律规制范畴,只能在道德范围内进行调整,而"目的型红包"则可以从民法的角度将其定性为赠与、附负担的赠与、不当得利或由侵权法调整。同时,"目的型红包"根据数额的不同兼具行政法、刑法等多部门法调整属性。     

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过程,考察分析科举制度的优缺点,并将古代科举制度和现代公务员制度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现代公务员制度和古代科举制度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完善现代公务员制度,在某些方面应当借鉴古代科举制度的做法和思路.     

回避制度:历史经验及现代启示

我国古代就有回避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古代回避制度的经验对于干部制度建设和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通过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铲除腐败的生存条件,通过回避制度与其他制度的配套建设使领导干部对腐败行为“不敢为”、“不能为”和“不愿为”。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人性关怀,增加了人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通过界定亲亲相隐制度的性质、行为方式等内容,以重新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重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礼治主义的产物,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有其合理性.亲亲相隐制度体现了人性关怀,增加了人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通过界定亲亲相隐制度的性质、行为方式等内容,以重新构建我国的亲亲相隐制度.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

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古代文化和古代医学,二者关系非常紧密。古代文化对古代医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儒家的思想和医学联系较多。它所推崇的"仁"、"孝"观在医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化通过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来影响其健康状态的,文化尤其是哲学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仅影响着医学所研究的健康与疾病问题,而且直接影响着医学本身的建构。     

关于赠与合同的几个问题

赠与合同是有名合同的一种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对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规范。但由于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 ,或概念不清 ,或法律与法律之间、法条与法条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 ,使法的实施出现诸多困难。为了更好发挥法律的功用 ,本文就赠与合同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赠与合同的诺成性问题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或实践性合同 ,我国学者一直有争论 ,有的认为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 ① ;有的认为赠与合同为诺成性合同 ② ;有的认为我国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实践性或诺成性采取了两分的方法加以规定 ,普通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 ,而将特…     

协商与治理的话语重构

历史和文化对协商和治理的影响不言而喻。西方协商民主及治理是公共协商发展及公共治理的高级阶段,不过也仅仅是众多协商和治理形式中的一种。协商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能够为西方协商民主以及治理研究提供不同的样本和经验启示。国家产生就伴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探索,礼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模式,遵循以"天道"规范"人道"的原则,天对王权的约束和对政府的监督与为它的辩护同时并存,协商成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必然方式。先秦时期的氏族民主,之后的朝会和集议制度、顾问和幕僚制度、谏官和封驳制度等是中国古代协商治国的重要形式。治理与协商的理论重构,必须改变以意识形态引导学术研究的范式,代之以逻辑的精神和扎实、严谨的治学学风。     

我国古代怎样开展行政效能监察

按照通常的理解,行政效能监察是指有关监督部门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效率与质量进行监察。考察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很容易发现,通过监督的手段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效能早已有之。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思想上十分重视,而且还比较注意用科学规范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我国古代加强行政效能监察的举措主要有:     

简论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

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行政与政治的关系,"中国只有政治而无行政,只有政治哲学而无政治学。"这应是分析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并在分析"德治思想"文化渊源的基础上,探讨了"德治思想"的主要内容。认为"以德为先"在中国古代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理想,更是一种制度存在,主要表现在择人用人的管理机制上。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变及借鉴意义

监察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制法律文化中独具特色的部分。本文以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制度———监察制度为考察对象 ,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成熟完备等时期的分析 ,来比较各个历史阶段监察制度的特点 ,以便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完善我国现行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与现阶段公务员制度之比较

科举制始于中国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下选拔官僚的重要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是现代社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选拔人才的重要人事制度.虽然公务员制度源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但是,中国当下的公务员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关的渊源,有人认为,当下的中国公务员制度就是现代社会的“科举制”.因此,本文通过对古代科举制与现代公务员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综合分析阐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过往制度的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提供更好的完善建议.     

"马上"体制与"历史周期率"——以秦汉王朝为中心

中国古代王朝从秦汉开始确实存在着兴亡的"历史周期率"。支配"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因素是"马上"体制。"马上"体制是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以之"治天下",必然使制度体系与社会发展相对分离。汉儒对"马上"体制的弊端进行了弥补,增强了整合功能,但"马上"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却难以克服。这样,中国历史从汉代以后,在同一空间里,重演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又一幕。     

“中国之治”制度密码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就,蕴含着"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从"古代中国之治""近代中国之变"到"现代中国之治"历史演进的制度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把握这三重逻辑,是揭示"中国之治"制度密码、增强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     

儒家“五常”的历史价值及时代意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由儒家倡导而在整个社会逐渐培育和践行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伦理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确立了古代中华民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理论指导、价值准则和行为方式,是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系统的主要精神动因和遗传密码。抛去其封建性糟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论是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弘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有具有无比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