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与执政时期的不同点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党的历史方位时指出，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①针对这样的重大变化，研究和比较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与执政时期的不同点，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方位和现实依据，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认同与参与: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研究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通过权威动员、物质动员、统战动员、心理动员和作风动员等一系列动员路径,宣传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等新思想,打土豪分财产,使沿途群众认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心理上和行动上支持红军,从而在人力、物力甚至财力等方面获得沿途群众的极大支持,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战略大转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有了很大提升,而沿途人民群众经过广泛深入的动员,在精神上受到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的洗礼,革命意识开始萌发,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革命和执政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革命”的实质

众所周知,在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有过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长期争论。历史表明,正是这些争论,在随后的延安时期引发了一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从而实现了党的思想革命,并引导中国革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本文不打算详细追述这场思想革命的来龙去脉,而只想对其实质谈谈个人的看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 进行自我革命的经验启示

<正>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驱动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革除了阻碍党发展进步的不利因素,培育了促进党向好向上发展的进步火种,既推动了党的巩固发展,又为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建党前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乡村革命的探索。中共一大规定了超越阶段的乡村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但因没有精力,就没有规定去实践。中共二大在共产国际以及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指导下,对乡村革命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并作出了决策。地方上乡村革命实践早在建党前就开始,经过一大、二大走向深入,因为理论准备不足、决策不够、敌我力量悬殊,导致暂时失败。但这段时期的探索为以后提供了借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策略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功地运用新闻宣传扩大了影响,打击了敌人,赢得了群众,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本文试就这一时期党关于新闻宣传的策略思想做一初步探讨,就教于诸位学者先生.一国民党“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其组织机构中担任一些要职.为了指导这些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2月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多维度研究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形成的独特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是理论维度、历史维度、价值维度的内在统一。在理论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理论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在历史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经历了孕育和生成、丰富和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形成过程。在价值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国家价值、民族价值、人民价值和世界价值。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为党领导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典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由农村走向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终走向全面胜利的发端。本文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来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通过对这些精神特质的分析来感悟党的优秀品质与高尚情操,为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提供借鉴。     

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法制理论与实践

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法制理论与实践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法制理论与在中国建立革命法制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开创。它在整个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理论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0余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骨干惨遭杀害。共产党员的队伍由5万7千余人锐减至1万人左右,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革命群众团体也被查禁封闭、摧残殆尽。大革命时期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所争得的某些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均被剥夺无余。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转入低潮。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政治的基本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党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充实和完善,制定了为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和建立新中国服务的宗教政策,并在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体现.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宗教政策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有重大作用,也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反腐倡廉,加强党内建设并取信于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反腐倡廉思想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实践,包括建设廉洁政府、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作用、加强廉政教育等,确保队伍的纯洁与先进,也为建国后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经验。这一时期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党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发生过三次“左”倾错误 ,这对多少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人几乎已是常识。三次“左”倾错误各有它的主要负责人 ,又都同共产国际有关。问题是 :为什么当一次“左”倾错误刚得到纠正后 ,接着又会发生另一次“左”倾错误 ,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 ?为什么当这些错误发生时 ,能够被党内许多人、包括不少领导人所接受和支持 ?这三次“左”倾错误 ,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这就需要把这几次错误的发展过程贯通起来 ,从总体上作一些考察和比较。这篇文章 ,试图在这些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大革命失败和第…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宗教政策是在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宗教界开展抗日活动以及中国当时的宗教国情和在此之前所实行的宗教政策不利于团结宗教界抗日的社会背景下制定的。这些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抗战的胜利,使得宗教界有了一些新气象,从而也改善了宗教界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探微

争取中间势力,是国共两党历来重视的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秉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运用一系列灵活的方针、政策以及开展积极地实践活动,最终赢得了中间势力的信赖和支持,从而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

一蒋介石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展和破裂的关键人物之一。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历任镇压商团、平定刘杨和两次东征的总指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执委常委,二中全会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相继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等要职。这就是说,在整个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与自我革命长效机制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理论渊源,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基础.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政治品格和使命情怀的表现,是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永葆活力的途径,体现着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立场和共产主义信仰,秉持自身的初心与使...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对民族精神升华之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事业的全过程,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传承与创新的全过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继承者、真正代表者和有力创新者,她有力地承载、支撑、丰富并升华着民族精神,肩负着传承民族精神和复兴民族昌盛的重大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创的系列革命精神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低潮时期的策略

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期.长达70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使世界人民震惊,使一些共产党人仿惶悲观.大厦倾覆,资产阶级政客弹冠相庆,竞相散布“共产主义末日来临”的论调;民主社会主义竟然声讨历史,认为“马克思主义走向绝路”;有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以为前途渺茫.如同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多次低潮时期一样,今天在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上出现混乱是正常现象.     

以革命纪念馆为视角的青少年革命文化认同研究

革命文化具有精神激励、价值引领和行为示范作用,对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纪念馆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承历史记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面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挑战、青少年受新环境和观念的影响以及革命纪念馆自身建设的不足,要结合历史、联系现实,增强革命文化的感染力;要让革命文物“发声”、让历史资料“说话”,增强革命文化的说服力;更要推进媒体融合,增强革命文化的影响力,充分发挥革命纪念馆的载体作用,巩固好青少年革命教育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