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识、共通、共享创新社会管理——访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源培

多年来,余源培教授对社会问题始终十分关注,在悉心研究后往往会提出一些观点,体现了一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当社会管理创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话题时,余源培提出了“以共识、共通、共享创新社会管理”的观点。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余源培。     

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

人物简介： 余源培，生于1938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后一直任职于该系，曾任系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和第十届常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组委员：《辞海》分科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吏研究会常务理事、     

关于网络民意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思考

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民意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有把网络民意与政府公共决策有机结合并真正实现二者的平衡,才能最终实现人民和政府的和谐,实现社会和谐。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网络媒体、网民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一、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应正确履行职责在网络民意正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应做到:(一)政府应对网络民意有一个客观辩证的认识。既不能对其放任自流不加任何约束,也不能只看到它的弊端而因噎废食。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短期行为的成因分析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短期行为划分为两大类,即主观无意造成的短期行为和主观有意造成的短期行为。主观无意短期行为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决策问题的关键信息缺失和决策主体认知能力不足,主观有意短期行为的现实发生则是地方政府官员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现代公共决策中的技术论与艺术论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特征要求决策主体要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公共决策中的政治技术包括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运用、建设思想库、运用决策模型、举行政策听证等等。公共决策中的政治艺术主要包括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识人善用、模糊决策等等。现代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进入公共决策系统并成功的运用,保证了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加速了公共决策主体的公共理性化。     

试论舆情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

舆情贯穿公共决策的全过程:为决策进程提供力量源泉、对决策执行进行反馈和监督、决策之后校正决策内容。因此,公共决策应该以民众舆情为依归,把民众舆情作为公共决策的出发点与归宿、试金石和助推器。而在我国目前的决策实践中,应重视“四民”思想的应用。     

政府公共决策中公众意志之实现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逐渐受到高度关注,相关研究著述丰富.文章以文化功能理论为视角,在厘清公共决策、文化观念与公众意志三者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公共决策的文化机制,建构公众意志的实现路径,以期在公共政策研究理论上获得尝试性的突破,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体制机制创新提供理论帮助.     

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及其治理

改革开放肯定了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激励制度。而国家公职人员的职业责任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于是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利益冲突贯穿于公共决策的全过程。当前我国处于集权权力结构向制约权力结构的变迁过程之中,既有的利益表达渠道容量不足,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决策规则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对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冲突的防范与化解形成了严峻挑战。化解和防范利益冲突对公共决策的不当影响,需要增强公共决策的开放性,改革当前决策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健全决策规则设计,完善决策激励机制,以此来限制与引导决策者的自利行为。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述评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通过梳理公民参与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各个时期的公民参与理论进行反思,在新的研究视角下,提出了"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强调了公民参与的适时、适度,对我国的公民参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公共决策机制的完善

公共决策是指由代表公共权力的国家政府作出的涉及公众利益、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决策。在我国,公共决策主要是由执政党作出的政策性的指引,以及立法行政职能部门据此所作出的权威性决定。我国目前由于公共决策的概念发展不够成熟,因而在很多决策上存在问题。造成这些决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通过探析这些原因可寻求完善公共决策的途径,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益表达机制日渐完善，公众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越来越强。但是，已经形成的利益表达机制的缺陷也很明显，直接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尤其是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不平等地位及其对政治系统影响上的差异，已经成为影响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关键性因素。“不管公共管理者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     

论我国地方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化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合法化的理性选择,而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更具有其现实可行性。在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基础上,指出了地方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我国地方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的公共决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化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合法化的理性选择,而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决策更具有其现实可行性.在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基础上,指出了地方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生活中的哲思——访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柳延延

在实证科学的“言说”已成为主流话语的现代背景下．哲学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柳延延在其《哲学跟生活有什么关系？》一文（载于7月31日《解放日报》）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读罢此文．作为记者的我由衷地想见一下作者。更多地了解她的思考．于是便有了此次的访谈。热爱哲学，恬淡生活，低调做人．这是柳教授给我的印象。我们的交谈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民意调查与公共决策负反馈机制研究

公共决策负反馈机制是依据民意反馈信息,对公共决策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施加影响,从而实现高质量公共决策输出的过程。而民意调查以其自身的特点及独特优势,在公共决策负反馈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民意调查在公共决策负反馈机制中的问题,以实现负反馈机制提高决策质量与执行效率的目标。     

公共决策科学性若干问题分析

公共决策科学性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似乎意味着要服从理性模型并获得唯一的结果。此过程要求改善传统的经验性决策 ,自觉地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技术 ,并确保决策民主的实现。不过关于公共决策科学性的具体内容 ,理论界只是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本文欲就此所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作些探讨 ,以期助益于公共决策。     

公共决策中的理性:价值问题研究

本文尝试对公共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含义、内容及其与价值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理性面对不同层面的价值时有不同的反应、诉求和精神体现。工具理性在对待价值问题时所暴露出来的局限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而且也给决策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     

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的治理之道——基于公共能量场视角分析

当前,地方各类环境决策短视行为是诱发大量环境问题的根源。然而,受制于转型期的经济导向、决策文化及决策体制机制等因素,加之环境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难以根除。在科层治理失灵的情况下,现实中由理性环境抗争运动和基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形塑的公共能量场,通过场能量的激发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预防和纠正决策短视之功效,基于公共能量场的治理初现端倪。因此,公共能量场提供了破解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短视困境的治理之道,但从当前看仍需要为之提供配套条件。     

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决策优化——基于文献的逻辑考察

信息技术能够改善有限理性,是按照"理性模型"优化公共决策的逻辑前提。而信息技术对有限理性的改善又依赖于"充足的决策信息"、"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主体组织结构优化"等3条逻辑路径。对这些因素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既有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做进一步考察,使得应然与实然间的张力清晰化。进而说明,对信息技术作用于公共决策所依赖的制度衔接进行研究,比得出应然结论本身更为重要。     

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研究

公共决策的本质、经济和社会发展均要求公共决策要实现法制化。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是保证公共决策实现其决策目标的根本保障。由于公共决策主体的私利、权力缺乏制衡、缺乏问责制度等因素制约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利益与观念共同构成了分析公共决策法制化改革动力机制的两个维度。将两种分析视角结合起来阐释我国公共决策法制化变革的动力机制是很有意义的。制度变迁、执政党观念的改变和制度创新、外部环境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等都推动着公共决策法制化的进程。政府主导的力量、外部压力、权力制衡和监督的力量、内部法制化力量共同构成公共决策法制化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