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皖南之行

1939年早春2月,皖南山区,春意盎然,清风拂面。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重庆出发,绕道桂林,亲临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周恩来此行,肩负着党中央重托,将妥善地解决新四军有关重大问题。 陈氏祠堂不寻常的一天 1938年4、5月间,新四军健儿挺进敌后,在大江南北点燃了抗日烽火,战绩显著。但是,新四军领导人项英怕得罪国民党,强调“江南特殊性”,认为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活动。如要发展,势必和国民党发生磨擦。于是,他不积极贯彻党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苏甫,直逼京沪,渡江北上,     

周恩来1939年皖南新四军军部行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6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他自始至终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协同配合,为新四军的成功组建倾注心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肩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托,不辞劳苦,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     

心系大江南北——周恩来皖南新四军军部之行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1939年春的皖南新四军军部之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时值国民党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转变时刻;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的历史关头;新四军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周恩来此行,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初步改善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新四军领导层的团结。在此后一年多里,新四军从2万多人迅速发展到9万多人,为坚持大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一九三九年绍兴之行

周恩来说他是专程到绍兴祭扫祖墓的 国民党调查统计室的报告说他“故作烟幕” 他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周恩来1959年的南开之行

1959年5月28日，周总理在紧张的国事繁忙中，拨冗抽暇，回到母校南开大学进行视察。然而，笔者近来翻阅多种周恩来传记及故事集，均未发现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感觉是一缺憾。     

一九三○年周恩来莫斯科之行考述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压倒上海远东局以及争取更大的经费支持,是中共中央决定1930年派遣周恩来亲赴莫斯科的两个重要初衷.本文的考述表明,周恩来此行的使命虽然最终并未如愿以偿,但是,却取得一些意外的积极成果.文章还认为,一些以往学术研究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历史人物,在极端严酷的革命岁月里,其实有着多方面的引人深思与感慨的复杂的...     

周恩来顺直之行

顺直是历史上的地域名称,指的是北平(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当时中共顺直省委实际上是北方党的领导中枢,它的工作范围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东北三省、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陕北、甘肃等地。北方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后,中共北方区委不复存在,代之以中共中央     

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皖南事变前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全体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配合党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配合中共中央及时制定应变措施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一个电报,强令八路军及新四军之有关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封充满杀机的"皓电"发出     

周恩来邯郸调查之行

周恩来初到伯延,便对一位女社员说:“去你家看看行吗?”1961年初,三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困难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年4月下旬到5月中旬,时时牵挂着人民群众温饱的周恩来,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的“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     

周恩来加纳之行始末

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周恩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14个亚、非、欧国家,前后历时72天,行程10.8万公里。就在他访问加纳前,加纳国内发生了企图暗杀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加纳局势一时十分动荡。但周恩来不避危险,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加纳政局风云突起,总统被刺;周恩来总理派黄镇副部长带去三点建议,如期     

周恩来总理西双版纳之行

周恩来总理西双版纳之行黎勤１９６１年４月，缅甸总理吴努在我国云南度假。４月１３日至１６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吴努参加了傣历新年节的庆祝活动。其间，周总理还会见了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州的干部，参观了热带植物所，对我国橡胶事业及森林保护做了重要指示。三天时间，...     

双城脱险——1928年周恩来莫斯科之行

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右和“左”的路线错误,制定在新的形势下的革命路线,决定召开全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国内严重的白色恐怖,会址选在了苏联首都莫斯科。这次会议,正式代表84名,候补代表34名。     

1961年，周恩来邯郸之行搞调研

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中缺乏经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致使1959年和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连续两年遭受困难，特别是遭遇了未曾预料的严重的粮食危机。为了尽快扭转局面，在1960年底1961年初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工作中要做到三条：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是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地在陪都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浪潮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使红岩成为共产党在陪都的一个攻不破的堡垒。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

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弥漫着悠悠的霭雾,整座城市陷在冰山式的雾气里,街上的路灯形成了团团的光晕,从远处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乳白色的斑点     

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云冈之行

云冈石窟驰名中外,这座艺术宫殿虽历尽千秋风雨但是神采依然。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中法关系史上法国总统首次访华,也是当时西方大国元首第一次访华。     

周恩来的外交部首次之行

“你们把干部花名册拿给我。” 1949年11月8日下午,周恩来乘坐的轿车在东单外交部街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前停了下来。这是周恩来自担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以来第一次来到外交部。 周恩来身着黄色咔叽布中山装,在李克农等人的陪同下,精神抖     

周恩来非洲之行的外交风范

<正>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应邀访问了埃及（当时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非洲十国（其间,在1964年1月1日至8日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当时,除突尼斯和埃塞俄比亚与我国尚未建交外,其余都是建交国。这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非洲最重大的一次“走出去”的外交活动,访问国家之多、时间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