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参与现状分析

城市社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是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推动社区参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借鉴社会学、经济学、行政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对当前我国社区参与问题进行了分析。     

闲散青少年犯罪预防浅议

本文从界定闲散青少年的定义出发,结合相关犯罪社会学理论,对社区中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社区组织对闲散青少年支持的缺失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并提出恢复社区正式支持的可行性建议.     

社区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思考——从社区调解人行动入手的研究

社区调解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法社会学的角度,从社区调解人的行动入手,并尝试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社区调解人的行动进行展开分析,认为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是调解场域,社区调解人的素质是调解惯习.这种特有的信任机制是社区调解人行动所以可能的关键,从制度层面创设有利于社区调解人行动的条件,以建构社区调解的信任机制.     

专业社会学视角下的村落共同体的转型

本文以专业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村落共同体可能在现代社会面临的三重冲击,即其在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时期遭受的冲击,市场力量和城市化力量的冲击。中国的村落共同体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如何成功地转型以致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取决于国家政府对村落共同体采取的态度及策略,以及村落共同体自身是否能够转变与外界联系的单向性,而能够主动地去迎合、适应现代社会。     

齐家:男女有别

父子和兄弟关系一纵一横构成了历史中国农耕村落秩序(齐家)的支架,但这两种关系的再生产都必须依赖男女关系,一种最具创造力也最具颠覆力的关系。"男女有别"因此成为保证村落秩序稳定的核心制度原则。制度实践包括为严防生物乱伦和近亲结婚以确保繁衍健康后代的外婚制和同姓不婚制,也包括为稳定和确保村落家族社区秩序确立的"从一而终"和"授受不亲"的制度,力求杜绝各种潜在的文化乱伦。     

乡村犯罪样态历史演化研究

选择某一自然村落，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其具有犯罪学启发的标志物进行实体和象征意义上的考察，便于巡视乡村犯罪样态的更替。对传统乡村犯罪样态的历史梳理，能够为现代意义上犯罪类型的研究提供经验素材和比较工具，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当下乡村犯罪的现状及成因的理解。留守村落犯罪的形成需要犯罪学研究者完成从“人”到“地”的重心转移，在发生学和犯罪学的意义上提炼其自身理论。     

论社区标准对美国司法过程的影响

社区标准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指特定社区的人群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态度,道德准则,具有约束、同化、社会化等功能。虽然社区标准多见于美国的法学著作和法律文件当中,但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本文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社区标准进行分析,以美国司法个案为参照,探讨社区标准对美国司法过程产生的影响,从而评价社区标准在美国的司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论传播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我国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随着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城市中的单位社会不断萎缩直至濒于解体,与此同时城市社区组织不断壮大,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社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其变化发展是社会整体变迁的映照。因此,对转型期的社区变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思想综述

人们认为西美尔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为分析社会形态奠定了基础,但是英美国家的社会学教科书对西美尔的著作大多只当作一般的参考书或作为介绍冲突理论、交流理论或互相影响的辅助材料。只有在冲突理论和交流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代替了功能主义理论之后,西美尔的社会学才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到70年代和80年代,他的纯社会学理论被放在其哲学、形而上学理论、美学和文化中一起研究。近些年,西美尔的著作也陆续被译为中文,从而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     

法律社会学暨法律文化学讨论会在重庆举行

<正> 由西南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律系、《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全国第二次法律社会学理论研讨会于1988年10月31日至11月4日在重庆召开。会议依次围绕法律社会学基本理论、法律实效和法律文化三项论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探讨了法律的社会效果和功能,指出法律实施效果不佳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严峻问题,法律社会学研究则因其经验实证方法及注重实际操作的特色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人文治理视角下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在“单位中国”向“社区中国”的转型中,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性衰微是新时代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红色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体系中蕴含重要的理论源泉和实践价值。立足于人文治理视角,从党建引领、社会资本和公共价值中发掘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构建“心理变量-实践载体-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延安市B街道的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红色文化融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机制。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因素融入社区治理的逻辑和体系中,既能优化社区制度建设和权力运行秩序,又能推动社区人文滋养、关系结构和服务传递维度的建构与发展,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有益探索。     

犯罪文化学:犯罪学中的独立分支学科

以往关于犯罪的社会文化分析往往属于犯罪社会学的研讨范围,在犯罪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犯罪文化学尚未获得一席之地.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兴起,国内外学界出现了越来越多地有关犯罪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经历了在理论学说层面从混沌到分野、在研究方法层面从漫谈到专业、在学科价值层面从模糊到特定的发展历程,并逐步从犯罪社会学中剥离出来...     

社会变迁中的均衡与非均衡——浅评《金翼》

《金翼》是林耀化先生半自传体式的社会学著作。本文则是从解读该书内容入手,在对村落社会及其社会调控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金翼》中所体现出的均衡与非均衡的人际关系。     

为了心底的那抹乡愁

传统村落,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承载和见证,寄托着乡愁记忆。宣城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突出地方立法特色,在全省率先开展传统村落保护立法,使传统村落保护有法可依。将传统村落保护列为立法项目宣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村落资源丰富,自2012年国家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共有67个村人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104个村入选安徽省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村落总数位居全省第二。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理论特色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在当代社会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的哲学社会学意义和突出的理论特色。本文通过对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的梳理,认为其理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历史融合性、哲学思辨性、批判性与实践性统一,而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思辨性是其实践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特色和重大意义所在。     

守法社会学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 法律社会学是对法律现象形成和运行的机制和规律以及法律体系的社会功能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是介于法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守法社会学则是法律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研究法律现象运行机制中的守法问题.即研究守法这个环节在法制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守法的内容、特点,以及守法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文化道德素质的关系,并探索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中国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自1980年代复兴以来,学者们建立起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结合社会实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法律社会学与社会学法学存在称谓之争,但近期研究以法律社会学的提法为主流。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法律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框架、研究的意义等,学者们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法律社会学的方法论更是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应当有重点地加强新时期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实施目标矫正 增强矫正效果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逐步推广,如何把社区矫正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成果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是摆在所有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司法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独创了社区"目标矫正",把社区矫正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取得了可喜的经验和成果,也是社区矫正工作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