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之间关系协调失灵——问题与解决途径分析

政府间关系在垂直关系上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同级部门与下级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水平关系上表现为平级地方政府之间、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原因主要有:结构或权威碎片化、本位主义与信息沟通不畅。而解决政府间关系协调失灵的主要途径有:成立地方政府协会、进行冲突管理、建立政府间信息交流机制以及组织网络合作治理。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反功能及其消解

反功能是指不利于体系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到的结果。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政府职能转型滞后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出现各级政府利益格局和关系复杂化、完整的区域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散乱化、垂直管理部门处境定位模糊化、政府部门机构膨胀化等反功能。欲使这些反功能得以消解,需要正确认识和定位省直管县改革属性,最大程度地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构建政府间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加快顶层制度整体设计,化解制度冲突;抓住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这一关键,抑制机构膨胀。     

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

社会结构中的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密切相关。由于代沟的不可消弭,不同代之间可以表现为三种关系形式控制、疏离与对话,它们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青年话语形式听话的“乖孩子”类型、不安分的反叛者类型以及独立的先行者类型。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几个代际冲突热点事件的分析,指出当前中国代际冲突的实质在于青年话语的变迁以及主流社会对于这种变迁的不敏感。因此促进代际和谐的关键之一是从制度和文化上赋予青年应有的话语空间和自主权力,加强双方之间的对话,将彼此之间的较量关系转化为合作关系。     

论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稳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追求,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程度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政治稳定维系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关系。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政治稳定的前提,政治参与程度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使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保持平衡,才能实现政治稳定。     

互补高于对抗:浅析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互动脉络

中国存不存在具备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具有权利保护意识的市民社会来自于国家—社会之间的冲突关系,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一体化,非但不存在冲突,反而是一种合作、互补的关系。由此可知,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政治习惯大相径庭,呈现出高度的不相容性,即使曾经出现适合"市民社会"萌芽的环境,也有类似"公共领域"的空间产生,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属于社会的权利保护意识。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依然没有脱嵌于国家管理之外,但为了持续保持国家、社会的一致性,国家必须回应社会需求,运用制度化(法治)的力量,维持国家、社会之间的互补关系。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农村社会管理中乡规民约效力探究——以传统与现代对比的视角

现代村规民约是适应村民自治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它作为介于国家法与道德之间的"准法律",起着对国家法的补充作用,但在现实中其效力却远未到达预想的效果。而历史上传统村规民约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巨大作用,也引发我们对现代村规民约的反思,通过两者内源基础、制定主体和边界范围的对比,我们也可以解析出村规民约历史演进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从策略性合作到制度化合作：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关系新进展

既有以策略性合作为主的研究，难以解释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合作中的新现象。脱钩改革后的政会合作大多基于制度形成，并且包含持续开展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因而更具公平性、契约性和稳定性，这种合作可称作制度化合作。A市S协会与政府在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工作中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制度化合作的阶段性进程与主要特征以及政会双方综合考量资源需求、交易成本和组织合法性的行动逻辑。制度化合作是对策略性合作的超越，体现了新时代政会关系的新走向。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治理向度

亲清政商关系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成熟和民主法治深入推进的发展维度,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机理所作出的政商制度化合作模式选择,为中国特色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当前政商关系的发展出现了偏离法治规制轨道、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亲而不清、清而不亲、不亲不清等异化变质倾向,而政商关系治理主体素质偏低、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治理体制机制滞后则是主要肇因。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元治理架构,需要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效能联动,从而营造出亲而有界、清而有责、行而有效的政商关系新生态。     

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看国家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体现在: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经济具有反作用。通过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可以分析一个国家国内的政策和国际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的政治制度是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保障,同时国家政策的制定则可以为经济的发展规划提供蓝图,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切的可能性。国际关系则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大背景,影响着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发展的方向,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政治关系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国家贸易经济发展中。     

第十七讲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国家经济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说,就是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技术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它主要包括:贸易往来、科学技术交流和合作、国际信贷和投资、劳务和服务,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等国际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     

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看共产党执政规律

执政党强调民主、协商、调和、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合作基础。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人、社会与自然间和谐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共产党执政就是要处理好党、民众、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和自身内部的关系。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内涵包括:加强和巩固党的自身民主建设,实现党内关系的和谐化;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实现党群关系的和谐化;处理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实现党政关系的和谐化。     

当下中俄跨境合作的分析

正作为共有边境4000余公里的邻国,中国与俄罗斯在国家利益、贸易流通、能源合作、科技与文化方面都有着天然的合作优势。鉴于两国边境沿线广泛分布着两国亟待发展的地区,为尽量减少"边境效应"所致的影响,跨境合作成为两国共同谋求区域发展、振兴边缘领土战略的必经之路。在同样向东方推进的欧洲一体化东扩进程中,跨境合作在有共同边境的国家之间得到了成功的实践(后来这种合作也在高度联系市场环境下延伸到并无共同边境的国家之间),但在普遍性规律之下,中俄之间跨境合作的发展由于经济环境、政治关系、地区特点以及国际环境和市场状态的不同,有着自身的独特性,     

治理与善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基石

由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所以历史上两者的关系常常是"零和博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克服局限性,使国家与社会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关系,合理界定各自的行施边界是莺要任务.治理与善治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的切入点.凸显了国家与公民社会正和博弈关系建立的可行性.     

从“自由意志”到“政治承认”——基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承认”思想的分析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包含有关于"承认"的思想。他认为自由意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是普遍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要融入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我—你"之间的"水平"维度的承认最终要发展为"我—我们"之间的"垂直"维度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个体间纯粹的承认不可避免地包含不真实的内容,所以个体间的承认必须发展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承认。承认的最高形式体现为公民与国家之间承认关系的确立和普遍的自由意志的实现。理性的个人是在国家中获得承认和承认自己的,而这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和国际政治共同体保持良性承认关系的国家。     

社会资本:连接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的桥梁

公民社会作为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正式和非正式的团体和网络,对于协商民主的实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社会资本在增进信任、促进互惠合作及参与网络的实现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它能够引导、整合不同利益、增进矛盾各方的信任、化解各方面的冲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协商民主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团体、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合作与协商.因此,社会资本是连接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的桥梁.这就要求我们激发和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公民间信任关系;构建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培育第三部门和民众自组织网络,构建公民参与网络的新载体,从而为协商提供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多元化的制度成因分析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基于制度视角的分析发现,行政监管、政府扶持、政会合作和政策参与等四个政会关系主要领域中的制度都具有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的特征,这产生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和管理模式差异,也使社会组织无法在扶持、合作和政策参与中受到政府的平等对待,从而形成了政会关系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制度不足和制度多样性也为政府提供了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而政府的自主选择则进一步加深了政会关系具体形态的差异。改善政会关系,亟须加强政会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尤其要明确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加强法制建设和建立监督机制。     

主体间性问题与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

主体间性是20世纪以来倍受哲学领域关注的一个话题。主体间性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和人之间的一般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由于此,它才有可能真正得到实现。而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为主体间性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中国府际合作中的信任北大核心CSSCI

信任可以减少组织间和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信任在政府运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中国有五个政府层级,纵向府际间存在必要的信任。地方政府间能否进行必要的合作,取决于相互间是否有足够的信任。纵向组织间信任包括不同层级政府整体间的信任和政府部门系统内不同层级之间的信任,这两类组织信任是相互的和双向的。纵向府际关系里的人际信任包括上下级官员之间和官员之间的信任,组织间信任是普遍信任,人际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横向府际合作以相互信任为基础。横向府际信任包括双边信任和多边信任,多边合作形成了政府网络。官员间的人际信任对于横向府际合作具有特殊的作用。府际关系里存在信任程度不足的现象,提高府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形成政府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府际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