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处遇制度

未成年犯罪成为全球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遇制度作为一种针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特殊处理的制度,早已在世界上广泛适用。而我国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未成年犯罪人非刑罚处遇制度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在相关法律中增设专章,增加未成年犯的非监禁措施的种类,增设社会服务刑,发挥工读学校和少年法庭的积极作用,以达到有效预防及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目的。     

失衡与矫正：少年刑事司法的边界探讨

在刑事法治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全球性趋势下,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也正朝着非监禁化、适用柔性程序的方向发展。顺应此种趋势,当下中国的少年司法也在不断变革,实践中一些大胆的探索尝试正在展开。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一种泛化的,非规范化的现象也在暗流涌动。鉴于此,本文将着眼于当下中国法治的语境来探讨我国少年司法的边界究竟在何处,进而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当做法提出矫正的措施,以期于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强制改善功能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固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未成年犯罪人也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弊病的受害者,是犯罪的载体。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罚应尽可能褪去刑罚的惩罚色彩,将社区矫正作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主导处遇模式;根据“教育、感化、挽救”的柔性司法方针,进一步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功能从监禁矫正和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功能调整为强制改善功能。这将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正当性与科学性,逐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论未成年人犯罪之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执行方式之一，它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达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它符合世界行刑发展趋势，是刑罚谦抑性和人道化的要求；它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试点效果明显。然而，它在立法方面．矫正机构建制方面，矫正计划和方案上及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之措施势在必行。     

建立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设想

2004年起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启动“为了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其中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社区矫治是一项重要的对策,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我国已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地区的先进经验以及国外一些实行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成功经验,拟从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的立法、组织领导、队伍建设、人员素质、矫正方案和措施、基金保障、监督考评机制等几方面来探讨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     

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初析——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角度分析

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程度是衡量未成年犯罪工作最重要的标准。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增长趋势,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我们应更加重视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前科消灭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与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相契合,旨在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弥补了前科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促进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同时,本文通过分析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前科消灭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发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体系的构建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新的思路。     

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研究

在非犯罪化思潮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趋势在我国已经有所体现，这是对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的新突破。实现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可以在实体法上减少未成年人罪名规定或规定未成年人特殊情形；在司法程序上，则应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和不起诉制度。     

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缺陷及认知疗法在人格矫正中的运用

在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中，14周岁至18周岁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形成的犯罪人格具有临时性，较为容易矫正。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统计学分析及犯罪心理成因的分析，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致罪内因——人格缺陷，运用认知疗法完善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化解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心态，改善未成年犯罪人个性的偏激和不良行为模式。     

对未成年罪犯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的探讨

本文在评析学界关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五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对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应当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有区别对待地附加适用剥夺政治权利。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即运用法律手段,针对行为时未满18周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以及刑罚执行完毕人员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进行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源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公约与规则的要求,是我国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犯罪特殊刑事政策的考量。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法律保护分为一般性法律保护与刑事性法律保护。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