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有机会选择导师

正不晓得为什么,祖父在我一出世就认定了我只能做读书人。临终前,他把我父亲母亲叫到床前,交待说以后不管怎样难,都要让他孙子读完大学,考上状元。那时候是1956年,科举已经是遥远的事情,但年近九旬的老人满脑子仍是一大堆旧梦。他的话不幸言中。以后的确有了很难的日子,以至初中毕业之后,我不能不失学。父亲和母亲为此终生都对老人怀了深     

我的父亲——一位热衷于祖国统一的老台胞

１９４９年２月 ,我的父亲随国民党部队败退至台湾 ,幼小的我便由我的姑母抱养。在姑母、三叔、小叔共同资助下 ,我读完了小学、初中。１９６６年７月由芜湖师范毕业分配来铜陵有色公司 ,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至今。然而我对自己的父亲却是一无所知 ,大人们告诉我的是 :你父亲解放前就死了。因此七十年代 ,我还多次在地面上划一个圈 ,为我父亲烧上几刀纸。１９８１年５月的一天 ,我突然收到一封美国来信 ,打开一看 ,原来是我父亲从美国寄往祖籍然后转来的一封亲笔信 ,内容不多 ,却表达了父亲寻找大陆亲人的急切心情。由于当时台湾对大陆处于封…     

用生命塑造爱的丰碑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已13年了,这13年中我也由父亲的孩子变成了孩子的父亲。有了做父亲的经历,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出了父亲在世时对我那海洋般深沉博大的爱。父亲是位伤残退伍军人,在抗美援朝中负伤,左肘关节功能性僵硬,不能弯曲,左肋骨缺损两根。可以说生活中父亲是个有限体力劳动者,但家中两个姐姐早已出嫁,母亲又患有十几年的肺气肿哮喘病,生活勉强可以自理。实际上父亲又是家中惟一的劳力,因为我正上学。记得我上高三的头一个学期,父亲得了一种病——吃进去的饭马上又吐出来。父亲高大的身躯日渐消瘦,气色一天不如一天。当时,我的学习十分…     

两代人的情结

正父亲是军人,我是1964年父亲任空军中尉时出生的。1971年的冬天,我放学回家,见到了身穿军装的父亲。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他。他入伍15年,按部队规定可以把家属、孩子带到北京去生活。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有几件事对我的成长影响很大。第一件就是教我学会了做饭。父母的工作非常紧张,又有了小妹妹,没有时间照顾我们,父亲便教我做一些家务,起初我不太愿意,也不愿意管妹妹,只想和小伙伴们     

赞美如阳光

一位父亲带着自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孩子到心理门诊室去诊治。那个孩子已经被他的父亲严重灌输了自己无用的观念。面对心理医生的询问,这个孩子一语不发,不沦怎样诱导、启发,他绝不开口。一时之间,心理医生无从着手。后来,从他父亲的唠叨中,心理医生找到了医治的线索。当时,他的父亲不停地说:“唉,这个孩子一点长处也没有,我看他是没指望了!”     

遥远的850——忆父亲尹瘦石

云山农场,在黑龙江的虎林县境内,它还有一个历史名称:农垦部牡丹江农垦局850农场。对于"850"这个数字,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深深地印记于脑海。在我刚刚记事的那个年代,"850"是父亲来信和给父亲写信的地址,至于那数字的内涵,当时的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在我心里朦胧地感觉,那是一个遥远寒冷的地方。     

如何向台湾索要遗产

《海内与海外》编辑部: 我父亲1949年去台湾后,留下母亲和弟妹四人。母亲于1956年改嫁,后因病去世。现在弟妹和我都已成家立业,于1978年与父亲取得通信联系,得知他在台湾经营公司,有一笔可观的资产,并娶了妻子,生有一男一女,于1989年病故。为此,请问我们兄妹三人有无继承权?如果有,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方法领取?需要提供哪些证明材料?盼告知。     

我的根永远在中国

我,一个美国华侨的儿子,1987年3月以访问学者身份第一次踏上太平洋彼岸陌生的国家——美国。这就是我祖父和父亲在此辛劳了一生的国家。当时我心情复杂,思绪万千。     

原谅父亲

父亲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结婚了。那是在前年冬天的一个阳光慵懒的午后。父亲在电话那边淡淡地说他结婚了,但是怕影响我工作,所以没告诉我。一切都如我预料的那样,自从父亲认识了那个小他十几岁的女人,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的。我记得当时我沉默了一下,我说是吗?我相信父亲能听出我语气中的冰冷和鄙夷。我说现在我很忙,就这样吧。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豫剧大师常香玉

2004年6月1日早7时,一代豫剧表演艺术大师常香玉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停止了呼吸,享年82岁。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文艺界的楷模,人们追忆她一生的往事,铭记着她的音容笑貌……从艺生涯1923年9月15日,常香玉出生在河南省巩县董沟一个贫苦人家,原名张妙玲,小时跟母亲靠要饭度日。香玉的父亲也曾唱戏,后因嗓子受伤,就在戏班里做打杂。1932年,父亲为使她不做童养媳,把9岁的她领上了戏台,父亲认定“人是苦虫,非打不成”这句话,常把香玉打得皮开肉绽。当时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让你跟我学戏被我打死,也不能让别人把你给打死。”开始香玉…     

期待父亲的笑

父亲躺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还殷殷地叮嘱母亲不要通知远地的我，因为他怕我在台北工作担心他的病情。还是母亲偷偷叫弟弟来通知我，我才知道父亲住院的消息。这是典型的父亲的个性，他是不论什么事总是先为我们着想，至于他自己，倒是很少注意。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凤山去开会，开完会他到市场去吃了一碗肉卖，觉得是很少吃到的美味，他马上想到我们，先到市场去买了一个新锅，买了一大锅肉羹回家。当时的交通不发达，车子颠顾得厉害，回到家时肉羹已冷，且溢出了许多，我们吃的时候已经没有父亲形容的那种美味。可是我吃肉羹…     

徐悲鸿生命中的三个女人

在台北的蒋碧微，与子女只能在照片上见面了。 徐伯阳说：“把我们儿女的情况，告诉我母亲的，是我父亲朋友沈宜甲先生。还是在1927年4月，我母亲发现她怀孕了．我父亲当时在新加坡卖画，我母亲决定回国内生孩子，她把六、七大箱书画交给航空运输公司，直接运到国内来。她一个人从巴黎搬家，沈宜甲帮了很多忙。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很感激他，没什么好东西给他，就指着自己的肚子说：这孩子生下来认你做干爹。1976年沈宜甲回来探亲时找到我，就跟我讲起这段事。我们还一起在我父亲的墓前照了相，他把这张照片辗转到我母亲手里。     

今天胡志明市的华人

我自1956年离开西贡(今胡志明市)到1975年西贡解放,已近20年,当时就很想重访这个久别的第二故乡,探望众多的亲朋。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三十七年后的1993年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的"债务"

我八岁那年,母亲跟弟弟从外婆家回来时,为了节省车费,坐一位熟人的手扶拖拉机.谁知,不幸遇到车祸,当时父亲是流着两行热泪,把这个噩耗告诉我的.我的母爱就像汽车急刹车一样,"嘎"地停止了.从此,我和父亲相依为命!     

祖国正需要我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父亲钟世藩。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儿科专家。我母亲也曾担任过广州肿瘤医院院长。记得我刚满13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的前夕，当时任广州中央医院（即现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父亲，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南京卫生署让他携医院巨款撤去台湾的胁迫，义无反顾地留在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父亲热爱祖国，醉心于医疗事业。50年代，国家还很贫穷，科研条件更是有限，他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用自己的工资买来实验用的小白鼠，家里也成了他的实验室。…     

药里的父爱

不喜欢我的父亲,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但认识我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我的父亲。那是因为在我童年的偏激和无知里主观地认为父亲不喜欢我。妹妹的乖巧,哥哥的淳朴、厚道与我的无理取闹、淘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亲当然有理由不喜欢我。这是以后明白的道理。我会爬树,很高明、很有技巧。有一天,我从高树上摔下来,把胳膊摔折。父亲看到我摔折的胳膊直叹气。但自此我不再爬树。我去戳马蜂窝,引来大群马蜂的抗议。它们一起攻击我,蜇得我全身是包,并且眼睛肿得睁不开。那两天正进行期末考试。我只好用手支撑我的眼皮完成了我的答卷。那种热…     

镜头中的伟人——邓小平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还在空军航空兵部队工作，时任军委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志提出：部队要整顿。要精减机构，裁军100万。消息传开，令人振奋，心想：我在空军部队工作巳经25个年头，也该转业到地方了啊!     

家畜中毒性疾病研究的现状及前景

我国家畜中毒性疾病的研究简况 解放以来,我国家畜中毒性疾病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畜牧业生产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早在1951年河南省耕牛发生一种以体温不高、呼吸困难、气喘发吭为特征的喘气病,经过反复试验研究,终于在1956年确诊为黑斑病甘薯中毒。据统计,仅河南一省当时损失耕牛即达50万头。此后,北方各省的甘薯产区相继报道了此病。1956年,华北地区马类家畜发生疑似“脑     

朦胧中的记忆

1964年，我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的一个妇产医院里，当时母亲身边只有她的三妹，父亲在北京的空军部队里工作，由于工作繁畦，没能在她身旁陪护。后来，父亲给我取名燕津，“燕”代表北京，“津”代表天津，以此作为纪念。童年的记忆是朦朦胧胧的，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记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太姥姥逝世。     

从前,我做过小偷

1990年,我高二的时候,对父母说我不想念书了。你可以想象脾气暴躁的父亲会怎样对我,他用板凳把我砸出了家门,母亲哭了,但是我仍然没有动摇。我之所以用“动摇”这个词,是因为当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共产党员恪守自己的信仰一样,要开始追求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