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员制度调查分析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从自身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制约出发而推行的一项司法改革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司法民主和正当程序的要求。对人民监督员制度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立法、提升该制度的立法层级,明确程序、优化制度设计,加强实效性。     

立法公正的实现与保障机制

立法公正不仅包括立法程序上的公正 ,还包括立法的实体公正 ,而立法实体的公正则是经由程序公正而获得的。立法程序公正的基本要件是程序公开、程序参与、程序自治、程序中立、程序效率等。实现立法公正要进一步完善公众立法的直接参与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回避制度以及立法听证制度等     

中国刑事辩护的命运——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一、关于完善诉讼代理制度的问题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确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代理制度,并就什么是代理制度、代理人的范围、数额等作了规定。但是由于立法条文过于简单、概括,对于刑事诉讼中代理人的权利、义务等并未作出规定,造成执行难。(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代理人权利、义务的解释需要立法加以确认;(二)应当建立人民检察院告知被害人参加诉讼和聘请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确保其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三)一些司法机关只重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重视被害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的做法是不合法的,应当…     

论立法的正当程序

法律的正当程序包括了立法的正当程序。立法的正当程序追求立法最低限度的公正,其正当性的判断要综合其内在与外在的标准。程序正当性的具体内容包括程序本身的公正本质、程序的技术理性、程序的社会理性以及程序的经济理性。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回避制度和立法听证制度,以实现立法的正当程序。     

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探讨

行政立法听证是指行政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美国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发展比较完善 ,其法理基础是美国宪法所确认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听证的方式有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以及混合听证程序 ,但实践中常见的是混合听证程序。行政立法听证具有传播信息、宣传立法、协调利益关系以及安全阀的功能 ,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美国的法律和立法实践也确立了一些不实行听证的情形     

浅谈对刑事辨认程序的规范适用

辨认是侦查机关较常采用的一项取证手段,但是由于立法粗糙、重视不够等原因,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什么时候应适用辨认程序,如何适用辨认程序,以及怎样完善辨认关于辨认制度的立法,是本文试探讨的问题.     

我国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及其程序问题散论

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责任限制制度的主要立法精神及其影响；二是责任限制权利的性质及其意义；三是限定赔偿责任、责任限制与限制基金三者间的关系；四是对我国有关责任限制程序立法及其相关立法理由的评析；五是解决我国责任限制程序立法缺陷的方案。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结构

<正>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当采取何种结构和体例,不仅要充分重视我国程序立法现状及立法需求,而且应当吸取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从立法现状看,我国已有行政复议和诉讼制度及行政处罚制度,因此制定一部涵盖所有行政过程及各种程序的程序法是不必要的。至少可以省去或不规定对诉愿司法审查等章节。与此同时,我国目前还面临另外一些问题,即缺少一部划分行政机关及立法机关权限的法律,因而在行政权力的设定问题上,至今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形成了许多行政机关自行设定许可、审批、收费、调查、执行等权力的混乱局面。尽管来来的立法法可以规定一部分这方面内容,但对十分具体的行政权限却难以确定和划分。虽然这不是一个纯程序问题,但与行政程序即行政立法程序有紧密的联系。为此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当将特殊行政权力的设定程序包括进去。与此同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行政程序中重     

应当有效遏制司法鉴定中重新鉴定的无序状态

在司法鉴定制度中重新鉴定是检验和纠正鉴定结论有效途径,由于我国司法鉴定体制及立法的不足,重新鉴定不仅没有发挥其在司法实践中应有的功能,反而成为影响公正与效率的固疾。法律中对重新鉴定相关规定的欠缺是重复鉴定现存诸多问题的根源。本文在分析了重复鉴定立法成因的基础上,对重新鉴定制度的法律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鉴定决定机制,规范法官审查、采信鉴定结论的程序,健全重新鉴定的程序规定。     

行政程序立法比较研究——澳门行政程序立法评析及启示

<正>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愈来愈加强行政法制的建立与完善,而行政程序立法则成为各国行政法中备受重视的一项基本立法。本文拟在探讨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与一般规则的基础上,初步对澳门的《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作些评析并试图与大陆现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及研究作点比较,借此与法律界同仁切磋,乞请指教。 一、现代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读律生涯:清代刑部官员的职业素养

虽然清代中国缺乏近代西方那种"职业"的法律专家,但是就刑部官员而言,由于他们享有广泛的司法职能,不但占居着司法机构的顶层地位,而且发挥着司法实践的枢纽作用,因此对法律知识也颇为重视。从诗文、传记、墓志等资料中可以发现,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与读律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刑部衙门有着相当浓厚的法律阅读氛围,官员之间商榷法律问题、合作编撰法律书籍之事,亦不乏记载。刑部官员不但具有丰富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法律阅读的态度比较积极,动机也比较正当,甚至还形成了较为有效的阅读方法。总体而言,清代中国的刑部官员保持了对法律阅读的极大热情,也有相当精湛的法律素养。正是这种素养,使刑部官员基本上胜任了他们肩负的修律和司法使命。     

宋代妇女奁产所有权探析及其意义

传统学说不承认中国古代妇女个体享有私有财产所有权,但宋代时期,妇女经济地位普遍高涨、财产私权观念与诉讼权利意识勃兴,士大夫法官们亦包容妇女的奁产诉讼,故而无论从立法规定还是从社会生活事实,抑或从司法判决来看,宋代妇女完全拥有奁产所有权,这是汉唐元明清妇女所不能企及的。上述新的时代变化,无疑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的近世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亦是对中国古代妇女无私有财产所有权学说的一种纠偏,同时对现代民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构建亦具有一定的历史启迪。     

结构与功能的背离:宋代州府司法中的长属分职与长官专权

宋代州级司法职能配置在长官与属官之间存在明确的分工。这种职能分工被赋予了防范长官干预属官司法行为的权力约束功能。但在审判实践中,长官往往借助官制特权或法定特权赋予的优势地位,干预或控制属官的审判行为,操纵州府审判的过程与结果,使州府审判过程呈现出鲜明的长官专权特质。从其司法制度演进的历史考察,两宋时期之所以出现司法体制上的控权倾向与审判过程中的专权特质并存的局面,根源在于其政权建设中难以克服的"祖宗之法"与"汉唐故事"之间的深刻抵牾。     

清末改革司法职权配置考察

清末改革中按照立宪政体和三权分立模式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体系,但法部的司法行政权过大,处处与大理院争权,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构成阻碍。大理院内审判权与检察权初步实现了职权独立和相互制约,但对外都受到法部的制约,难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清末缺少足够的新式法律人才、配套法律和财政支撑,社会也没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尤其是清政府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和政策统一的指导思想都影响了新建立的司法权体系的独立运行。     

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其实施状况

考绩是清朝对文官的定期监督制度。清朝考绩制度源于明制而又有变化 ,其定制时间是雍正元年。考绩有明确的方式和程序 ,在程序中对“注考”的要求最为严格。清朝考绩以“四格”评等第 ,以“六法”论处分。考绩评等中以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为朝廷关注之焦点。清朝考绩的实施状况 ,自顺治至嘉道时期较之咸、同以降要好得多。如果宏观地考察 ,考绩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 ,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实施 ,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是历朝君主极为重视和考绩立法较为完善。然而在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下 ,清朝考绩在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多问题 ,最突出的表现一是举劾夫衡 ,二是迎承为尚。     

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

通过考察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演进与司法实践,认为现代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这一原则应当从司法能动与善意两个角度加以理解。学者的注意力不要过分纠缠于对诚信的定义,应当集中精力归纳司法判例,在实体上使诚实信用类型化;同时研究如何在程序上衡平司法能动与自由裁量的界限。     

清末民初民俗习惯的社会角色及法律地位

清末民初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家族势力的拓展以及国家政权的更替,使得民俗习惯成为社会生活与法律调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间,国家机构开展了两次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反映了统治者对民商事习惯的立法和司法价值的基本认同;民初的司法机关积极援用民俗习惯进行审判活动,为后世留下了诸多有益的历史经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广泛关注风俗民情,尊重本土资源的文化氛围。不过,相对于政治国家强势的权力构造及＂法律形式主义＂体制,民俗习惯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总体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简议范仲淹的司法改革思想

文章集中论述了北宋改革家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司法改革 ,提出加强司法监督 ,强化刑部职能 ,重命令 ,准律文 ,慎选司法官吏等重大指施 ,充分地反映了范仲淹的司法改革思想     

Three Strikes Legislation and Sentencing Commission Objectives

Between 1993 and 1997, state legislatures across the country passed legislation popularly known as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laws. These laws appeared at a time when sentencing commissions existed in many states, and the commissions were involved in the legislative debates leading to the votes on three strikes laws. Thus, the passage of three strikes laws can shed light on one typ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entencing commissions and legislatures. This article posits a variety of objectives for sentencing commissions during three strikes debates, each a response to the recurring "pathologies" that appear when legislativ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branch officials create sentencing policy. A survey of states that have passed three strikes laws indicates that sentencing commissions have not made any systematic difference in the legislative debates on these statutes. Commissions have little reason to oppose these laws absolutely, and could lose political credibility by doing so. Commissions have incentives instead to argue for limiting the scope of these statutes. Where commission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debates about habitual felon legislation, they have emphasized limits on judicial discretion, focused on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s rather than on legislative outcomes, and devoted little attention to prosecutorial charging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