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亲属相隐

西汉时期曾发生了一起疑难案件：有一名男子甲没有儿子，后来他在道路旁拾到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小孩乙，于是他就将小孩收养为自己的儿子。小孩长大后，在外杀人犯了罪．逃回家中将杀人的事情告诉了男子甲．甲听后就赶忙把乙隐藏了起来。案发后，审理案件的地方官员认为案件属于疑难案件．于是就上报到董仲舒那里．董仲舒认为，虽然乙不是甲的亲生儿子．但甲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父子关系．谁也否定不了这个事实。所以根据“父为子隐”的原则．甲为乙隐瞒罪名，不构成犯罪。后来皇帝亲自下诏认为董仲舒的判决是对的。     

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

本文是一篇探讨西夏社会亲属关系远近亲疏的文章。主要依据西夏中后期改订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对于服制的规定 ,分析西夏社会的亲等制度 ,作者认为西夏法典对于服制的规定基本源于唐宋法律制度。但是在模仿之中也体现出西夏党项社会自身的特征 :如五服中妇女地位要比中原王朝的相关规定中妇女地位高 ;嫡庶之分虽然已经确立 ,但是没有中原王朝那样严格等等。《天盛律令》中对于违反服制时未见相应的处罚规定。且《天盛律令》中的法律规定在当时社会中的具体实施还有待新资料的佐证。     

未决犯可否会见亲属

法律倡导挽救与关怀。儿子因涉嫌犯罪被逮捕，老母想去见见儿子，却被看守所拒之门外；丈夫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妻子想去见见丈夫，也没办法———未决犯无权会见亲属。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长期以来其合理性从未被怀疑过。但是，随着我们国家不断地向法治社会演进，法律越来越多地倡导挽救与关怀，这一做法的不合理性也日渐凸显出来：首先，我国《监狱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这是文明治监的表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连已经被定罪的犯人都有此权利，为什么还没有被定罪…     

闭庭后应当允许被告人与亲属会见

在法庭宣布闭庭后,被告人提出会见亲属或者其亲属要求会见被告人时,究竟应否准许他们会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允许,理由如下: 第一,允许被告人与亲属会见,可以使被告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保障其上诉权。《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这是对被告人上诉权的补充,刑     

妇女运动与台湾地区民法亲属编的现代转型

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期的逐渐开放，使妇女运动有了生存的机会。而台湾妇女运动所完成最主要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推动台湾地区民法亲属编的修订。     

论亲属拒证权

现行法律对证人是否必须出庭作证的规定不够科学,同时缺乏强制作证制度和拒绝作证的处罚制度,这一系列的立法缺陷,间接地导致司法实践遭遇证人作证难的的困境。本文对亲属拒证权作了简要的论述,以期构建一个既维护人伦社会关系又不忽略案件真实并着眼于解决作证难题愿望的亲属拒证权体系。     

亲属间死亡赔偿请求权研究——兼论亲属间伤害赔偿

亲属间一方导致另一方伤害或者死亡,受害者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损害赔偿权利与侵权法的价值并不契合,所以对亲属间的死亡赔偿请求权应予以适当限制。赔偿权利人只限于死者一亲等亲属,并且赔偿只限于加害人故意的情形下。直系血亲间一方致另一方死亡,死者近亲属不得提起赔偿请求。在处理此类案件时,还应注意赔偿与相关当事人的权利、责任的冲突问题并予以适当协调。     

亲属相盗问题研究

亲属相盗,是指配偶、家属、亲戚之间的盗窃行为,即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存在着配偶关系、家属关系、亲缘关系的盗窃案件。在对亲属相盗进行定罪处罚时,展现的是刑法的人道性、谦抑性与公正性之间的一种矛盾与冲突。司法解释对亲属相盗规定之缺陷表现在:亲属范围偏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措辞不规范,意蕴含糊。亲属相盗的立法完善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适当扩大亲属的范围;将亲属相盗的求刑权还于被害人;对亲属相盗的处罚应合理、灵活。     

患方亲属代理权探讨

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命权非依法不能被剥夺,健康权非依法不受损害。医学治疗的特殊性在于具有一定的人身侵害性,理应由患者自己作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但实践中的情形十分复杂,当患者为未成年人时,当患者处于昏迷状态,医疗决定由谁作出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

服制原则是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唐律是丧服制度法律化的最好范本.<唐律>中的亲等与儒家经典中的五服亲等并非完全一致,二者在法律上的效果也有不能忽视的差别.<唐律>中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的情形和<唐律>中因亲属身份而致刑之加减的情形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透过这些法律规定,不难观察到丧服制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特征.     

告慰亡灵的亲属人格权

一、亲属人格权的概念 亲属人格权是死者的亲属基于死者生前的人格利益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是指因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害而给死者亲属本身造成的人格利益损害,死者的亲属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权利。它是在自然人死亡后,由其具体人格利益延续出来的一种人格权益。     

亲属容隐刑法制度构建

亲属容隐,也称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奉行的道德原则,在我国古代的法律中占有显著而重要的地位。包括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可以互相隐匿犯罪,不应告发和作证,若违反这一规定则会被处以相应的刑罚。在现代社会构建这一制度,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亲属·服制·法律

本文选取古代中国人的亲属、丧服制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人们的守法意识,与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民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在移植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条文和制度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些制度背后的民情与文化背景。忽视这一点,将会影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和质量。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举证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 ,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 ,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 ,笔者主张 ,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 ,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 ,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 ,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 ,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 ,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立法探讨

本文主要从国际上关于亲属作证豁免制度的现有立法、我国已有立法对亲属作证的规定等发面探讨了亲属作证豁免制度.     

明清判牍中的亲属争讼

明清时期,民众为日常小利争讼,甚至发生斗殴命案并不鲜见.对<折狱新语>和<槐卿政迹>中判牍的统计表明,亲属争讼的比例约占三成左右.兄弟、叔嫂、婶侄之间争讼之激烈,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社会存在普遍的伦理约束.同时,宗族权威并没能有效地化解亲属争讼,宗族观念更多地成为侵夺利益的藉口,而不是伦理规范的后盾.因此,明清时期的儒家伦理对民众行为的影响可能需要重新检讨.     

浅谈亲属之间借贷纠纷问题

亲属之间借贷关系是民间借贷的一种普遍借贷关系,但是亲属之间的借贷涉及的关系更加复杂,在处理这类借贷纠纷时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最重要的因素是情理与法理二因素,处理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解决亲属之间借贷纠纷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有关亲属借贷纠纷问题中,情理与法理二因素要兼顾,有时候会更加考虑情理因素,因此处理亲属之间纠纷并不是简单的法律问题。本文主要是介绍亲属之间的借贷纠纷的几种情形、相关案例以及解决办法,以此来引导人们正确运用法律知识处理亲属之间借贷纠纷。     

关于亲属作证问题的思考

亲情联系是人类最不可逃脱的联系,仅仅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置一条亲属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而无其它配套措施的跟进,这样的规定实在是显得单薄,而且就这条规定本身来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刑事司法中亲属作证问题的调查,了解亲属作证在实务中操作的具体情况,结合不同身份人群对亲属作证义务的态度,全面分析现行法律中关于亲属作证问题的不足与缺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