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无权代理人之责任区分——兼论《民法总则》第171条

针对狭义无权代理人的责任性质问题,《合同法》和《民法总则》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此,学界虽有五种学说,但具体学说适用应尊重具体案件事实。另外,相比学理争议,无权代理人对相对人赔偿的内容更为重要。在对赔偿内容的性质进行判定后,应区分狭义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对无权代理行为的主观认知,对《民法总则》第171条进行进一步解释,完善狭义无权代理人的责任规定,保护相对人的合理利益。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路径选择

个人信息在技术进步的潮流中既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却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新晋《民法总则》的颁布,首次以基本法形式在条文中对个人信息予以列述。但从条文表述上看,却并未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予以明确。司法实践中,也多将个人信息当作隐私予以保护而忽视了二者的区别。故而,对个人信息进行权利界定,将其与隐私权进行区分,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并将其置于民法典分编中进行规制更为适宜,亦可更加完满的实现对人格利益的有效保护。     

论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兼析《行政许可法》第12条

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十分重要,但行政许可的学理分类多种多样,实际操作中名目繁多,形式各异,其设定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为立法确定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带来了困难。《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具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优劣互见。     

民事诉讼二审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新审视——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之规定

二审发回重审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显现出诉讼效益低、诉讼成本高、两审法院之间组织管理出现矛盾等制度瓶颈问题。新近施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40条对其作出了最新的修正,包括缩减适用范围、合理限定程序事由、规定使用次数等。但本次修法仍存在较大局限性,如对实体事由修正不彻底、未有效限制自由裁量权、对发回重审的裁定格式及拘束力未明确等。重新审视该制度并对之进行改良,可从明确规定法定事由、充分尊重当事人主体地位、增加救济程序以及明确发回重审裁定的格式及拘束力等方面加以探索。     

我国刑事申诉制度宪法基础新论——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申诉制度允许申诉主体对于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请求再审,是刑事再审的启动程序之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细化、补充了通过刑事申诉而使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刑事申诉制度的宪法基础并不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而是《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它还可以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7款中找到基础。     

论保证与抵押并存的法律规则——《物权法》第176条释义

《物权法》第176条就保证与抵押并存所确立的法律规则应当作如下解读:保证与抵押并存所涉法律问题均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先;当事人之间无特殊约定之时,不论保证人以何种方式提供保证,债务人自行提供抵押物时,债权人均应优先实现抵押权;当由第三人提供抵押物时,抵押人与保证人的法律地位相同,两者对债权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析《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条的适用

本文阐述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二条存在理解上的差异以及产生该差异的多种原因,并对该标准第二条不能作为轻伤鉴定依据使用进行了客观、理性的分析,同时提出了解决该弊端的司法建议。     

对《公司法》非关联性担保条款的新阐释

公司非关联性担保作为公司行为,有着区别于传统民事担保的商事特征.对此,我国《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基于公司行为本身之特性,从商事特别法的角度出发对该类公司担保行为予以特别规范.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大都基于相对固化的民法思维去理解和适用该条款,由此引发的巨大争议实际已落入单一适用民法的窠臼,并与该条款的立法目的相悖.在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当首先从商法出发,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之规定判断公司担保行为是否是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而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来认定担保的效力.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律师代理民事申诉制度研究

申诉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在当下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裁判终局效力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造成各种"乱象"。彻底的解决对策是废除该制度,而现阶段较为可行的策略是将其作为法院附设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申请再审程序共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律师代理申诉制度,旨在引导申诉走向法治轨道。律师代理申诉本质上一种中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其运行机制符合司法特性,遵循评估原则和回归程序原则。为破解该制度与相关程序和制度存在的兼容性障碍,应从律师代理的参与机制、程序保障和法律效力等三个层面进行具体制度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的系统构建

商事代理制度在实现商事活动各方当事人的互惠、扩展商主体的意思自治空间、促进交易效率并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的立法模式,是以"区别论"为理论基础,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倾向于认为商事代理是民事代理在商事领域的特别体现,在法律中未能充分体现商事代理制度的特点,易导致法律内部出现冲突,也越来越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商事实践。这种情况下应从理论分析入手,注重于商事代理自身的优点,博采各国代理制度立法之长,以架构我国商事代理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

在职务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没有得到完全展现,表现在监察调查与起诉阶段的衔接不够顺畅有序、自愿性审查不够平衡充分,检察机关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能力有待提升.因此,需进一步认识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价值,理顺认罪认罚从宽的监检程序衔接,健全自愿性审查机制,提升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率,准确把握高压反腐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平衡点,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优势转化为反腐败效能.     

我国股东诉讼制度完善分析

股东诉讼制度是公司法的一项重要制度,而我国在这一制度上却很不健全。本文从股东诉讼制度的两大构成出发,阐述了我国建立股东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并对完善我国股东诉讼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     

医疗责任商业保险制度构建路径探究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医患矛盾也日益尖锐,医患双方都希望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有利的保护。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往往会发生冲突,各种医闹事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传统的解决手段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引进医疗责任商业保险制度,则可以同时兼顾双方的利益,既可以保障患者在受到医疗侵权行为侵害时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同时也可以保障医护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论我国民法典开放性体系对商法的兼容

民法典的体例用民法学语言表述为民法典的外部体例或形式体例,是指民法典采取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当今中国的民法典应采民商合一模式,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前期私法立法与实践的现实规律以及私权统一理念等多方面的充分依据。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活跃,传统罗马式封闭的民法典体系受到严重挑战,民法典保持开放性体系是市场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编纂要发挥规则的适度抽象和内容的具体协调的立法技术,具体在总则、债编、物权编等各分编作适应性调整,保持民法典的开放性体系,并用这种开放体系兼容商事法,辅以配套制度,以实现民商合一的科学立法。     

职务犯罪审讯技巧研究

审讯能够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在查办职务犯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转型与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审讯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为了破解审讯难题,提高审讯水平,充分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查办中的价值,认真研究审讯的技巧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论我国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模式

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设计与确认是行政执法责任的核心和基础。正确理解行政执法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行政执法权行使的原则和目的,对于执法和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行政执法责任应构建以违法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兼顾无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行政不当原则等归责原则在内的多元化归责原则体系。     

我国职务犯罪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我国职务犯罪具有数量多,人员层次高,范围广,团伙化,手段职能化等特点。职务犯罪的成因十分复杂,不仅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防治职务犯罪的着力点应放在强化教育、制约权力、加强法制、严格管理等关键部位和环节上,运用经济、政治、法律、教育、行政等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民法典编纂中代理制度的解析与重构

我国现行立法分别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代理制度进行调整,前者恪守代理的显名原则,后者对代理人以自己名义从事代理的法律效果进行调整,形成总则与分则分别规范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同时引进英美法系的不披露本人的代理、隐名代理以及大陆法系的行纪制度,最终导致现行代理立法格局混乱,多种代理类型交叉并存。间接代理和隐名代理经由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改造,逐渐偏离比较法上的含义。在我国现行法已承认隐名代理的前提下,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应当在间接代理和隐名代理之间作出选择。已颁布的《民法总则》和多个建议稿对隐名代理制度和间接代理制度应否在民法典中设置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建立广义代理概念的基础上,将隐名代理设置于总则,间接代理交由分则调整是民法典编纂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