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成就、差距及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体制改革既体现为中央政府从上到下推进的制度变迁,亦体现为地方政府响应本区域社会需求自发推进的制度变迁。本文深入论述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26年取得的成就,强调部门利益之职能梗阻效应,以及政府机构改革中宪政精神的缺失,行政层级扁平化将成为体制改革之革命性制度变迁。     

律师、律师制度与法治建设

只有加强律师制度的建设,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法治社会,同时只有将这一制度不断完善,才能发挥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律师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要紧紧围绕法治建设来进行。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均衡变迁

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这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制度绩效与人民期待的非均衡。这种局面的主要成因是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存在非均衡状况——阻力大于动力。实现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均衡变迁,应大力提高制度供给水平,综合运用制度变迁手段,着力营造强大民意氛围,建立统一完备的领导干部财产信息系统。     

管子法治思想的制度变迁视角

经济发展越快的发展中国家,越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最可靠的政治环境必须实现法治,而非人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法制建设实现法治,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最为行之有效的路径。通过解读管子法治思想体系,即法的内涵、法的特征、法的功能和法的地位,透过制度变迁的视角,通过对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和司法层面分析,找到管子法治思想与我国法治建设的契合点,合理运用到制度安排调整创新中去,这也是对我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     

权责均衡与制度建设

国家权力在政治过程中行使着重要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权责关系有非均衡的权责关系和均衡的权责关系之分，权责均衡是一个理性政府的内在要义；实现权责均衡必须从制度建设、培育公民社会的角度入手。     

农田水利制度分散实验与人为设计:一个博弈均衡分析

当前,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理论探讨逐渐从强调实体要素投入转变到注重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上来。但现有的制度分析往往局限在静态层面,忽视了不同使用者属性和物品属性下制度安排的动态性和适应性,对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下灌溉制度的演进与适应性关注较少。文章基于博弈均衡分析理论,通过对四个村级案例的考察和分析,试图说明农田水利中分散实验与人为设计的制度实践,分析农田水利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和内在机理。文章整合制度分散实验和人为设计模式的优点,重新设计了一种基于内生博弈的阶梯式制度演进模型,为我国农田水利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方向和途径。     

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适应,建设健全和规范的公共财政体制.进一步科学定位财政职能和范围,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深化预算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税制改革、财税部门机构改革等各项财税改革.要积极发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建设法治政府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决定》对法制政府建设提出了基本要求,也为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深化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机构设置,逐步使政府机构职责法定化;完善政府依法行政运行机制,提高政府效能,促进行政体制功效发挥。     

制度变迁下的博弈先锋——以政府驻外办事机构为考察对象

政府驻外办事处作为我国行政派出管理模式中的一类，建国后至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之间由于自身派出性质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各级政府驻外办事处充当了制度变迁下的博弈先锋，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应加强法律、制度监管和组织设计，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职能，以发挥政府派出机构本身的作用。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改革问题,无论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筹划上讲,还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关联结构看,抑或是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举措上分析,当前中国政府体制改革都确确实实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此而言,有必要翻转原来从行政到政治的被动取向,转向从政治到行政的主动改革取向.因为只有解决了制约改革成效的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才能为一切权力运用困难的解决提供最为可靠的基本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进入现代的中国改革提供当下最为急缺的理论支持.     

论我国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思考——从大部制改革谈起

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强盛的基本政治前提,大部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有效政府管理体制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政府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应当以宪法政治为依据进行机构改革,这样才能理解政府存在的本质,才能回归问题的起点,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本文对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从宪法的角度予以阐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宪政发展途径。     

法治:从起源到“法治中国”

法治这一千百年来凝聚了人类治理理想和有尊严、有秩序生活追求的制度体系,在东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起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与治理实践更多地贡献了某些形式性资源,而西方则为现代法治奠立了实质基础和正当程序保障。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项事关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的伟大变革,必须在立足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历史上有益的法治资源兼收并蓄,方为实现法治中国蓝图的现实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进程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程,其中既有矫人的成绩,也有一些的失误,我们必须对此认真地加以检讨。文章力图客观地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激荡的法治进程作一宏观的梳理与把握,为同行,也为后人留下一点记忆,总结其成绩,暴露其问题,分析其成因,并从中寻找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法治道路彰显中国改革之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始终重视法治建设,迈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一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发展的新常态。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根据中央四个全面思想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进程,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法治体系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法治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理论创新。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当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准确把握执政规律的现实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和新发展。     

改革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刍议

结合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分析我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现状,探析我国新出入境管理法产生的变革。我国出入境体制存在中央事权名不副实、部门重叠管理混乱、边防检查宽入严出等弊端和问题,需从实现出入境管理的中央事权、改革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机构、制定全国统一的移民法进行改革。     

法典的建构与中国法治

在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中 ,法典的建构具有重大的作用 ,但许多部门法典的建构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还欠缺 ,时机也不成熟。法典的建构 ,只有建立在真正洞悉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之上 ,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成为人们生活和行动中的法律 ,而不是纸面上的法律     

公法文化传统与中国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浓厚的公法化特点。传统公法文化今天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完成对传统公法文化的现代改造。     

改革开放与中国法治进程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中国法制建设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与法治同步，它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互为推动的力量。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法治依然是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法治进程的当务之急是变革法治观念以适应时代的步伐；注重立法质量，实现良法之治；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进行有质量和有效益的制度建设.     

中国法治之路的现实选择

法治是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 ,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 ,法治还是一种治国的原则体系和制度体系。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法治的经济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法治的政治基础 ,思想解放为中国法治奠定了精神基础。从现实性和必然性分析 ,中国的法治之路走的是一条以政府推进为主 ,结合社会演进的道路 ,传统社会的中国不能进于现代法治国家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是法治国家的社会前提 ,必须大力培育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