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量刑原则的实施及完善

量刑原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对于量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和制约作用的法律准则。遵循合理科学的量刑原则，对于避免量刑偏差和实现刑罚目的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量刑的一般原则有依法量刑原则、罪责相当原则和量刑平衡性原则。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量刑原则不明确、随意性大、量刑不均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实行量刑建议制度及提高法官素质等。     

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价值

量刑建议权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首先,对量刑建议权究竟属于公诉权还是属于法律监督权的范畴一直有争论;其次,对量刑建议权的价值缺乏总结。在梳理学界论述的基础上,分析量刑建议权的性质与价值。     

推进量刑建议工作 促进司法公开公正——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纪实

量刑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对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依法就其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式等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规范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量刑公开、公正。     

量刑思维规律下的量刑方法构建

石经海在《法律科学》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量刑在本质上不是刑之量化，而是刑之裁量。这决定了量刑思维不只是形式逻辑思维或辩证逻辑思维，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量刑方法作为量刑思维的表现手段，需遵循量刑思维的以上逻辑规律。传统的经验量刑法虽然是辩证逻辑思维的充分展现，但没有融入现代形式逻辑的现代科技手段；而所谓现代量刑方法虽然使用了现代科技手段，     

论我国量刑司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

除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外,利益平衡原则也是我国量刑的基本原则。法官量刑时必须在罪责刑适应原则的基础上,对各方利益进行衡量,实现利益平衡。法官进行利益衡量,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司法克制原则和司法公开原则。量刑司法中的利益平衡主要实现量刑效率与量刑公正、维护秩序与量刑公正的平衡。由于利益衡量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法官浓厚的主观因素,应当将量刑的社会效果限制在法律效果可能的范围之内,同时通过相关制度避免法官利益衡量的恣意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之法律属性探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一直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指导方针。若要使该制度发挥其优越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关键是明晰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只有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以独立的量刑程序为研究视角,结合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之内容,才能准确界定其属于量刑证据材料。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建议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确定的重大司法改革项目,自2010年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阶段成果,确立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为探索推动量刑规范化改革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针对出现的问题,试图从意识、立法和实践三个层面上提出解决对策和建议。     

身份犯新论

徐留成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撰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     

被害人有效参与量刑程序的建构

被害人参与量刑是法律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正义的保障。通过考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实践,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参与机制,确立我国的被害人诉讼参与结构下的具体路径,并制定法律,以保障被害人量刑参与的有效实现。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基于实证分析的视角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固有内核,亦是法律监督权的当然体现。当前,量刑建议制度的研究与践行已较为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大量的指导性文件,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基本的范式,也将量刑建议纳入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具体步骤。但是由于既存的理论争议与实践障碍,量刑建议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实证分析的路径,以《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对量刑建议理论与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对量刑建议程序及配套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构造,以促进其规范化的发展。     

量刑规范化背景下的量刑效果评估

我国自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以来,一直将一"数"五"率"作为评估量刑规范化效果的风向标,这一风向标是否能有效地反映量刑效果的好坏仍有待考量。在目前司法体制中,将量刑效果评估进行绩效化处理,容易造成司法潜规则的盛行,偏离刑罚的目的。量刑效果的评估应当回到量刑本身,即以量刑公正和量刑效率为中心。好的量刑评估机制的构建,必须具备量刑监督制度、判决的量刑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量刑效果评估不仅需要评估方法多元化,而且应做到评估的多方互动。     

有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制度的构想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多的"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加之对法官的量刑权缺乏有效监督,以至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形比较严重,不利于维护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就具有十分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诈骗赈灾捐款当属“情节严重”

诈骗罪是一种结果犯罪，通常依照诈骗金额的多少定罪量刑。但在特殊情形下，“情节严重”依旧是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供职于某公司的杨某，为了骗取地震灾区的捐款，竟侵入红十字会网站，偷改赈灾捐款账户，账号，虽然还没诈骗到钱财就被警方抓获，他依旧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量刑基准要义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罚、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等量刑失衡现象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顽症,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要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必须规范裁量权,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量刑基准对于完善量刑制度,实现量刑均衡,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量刑基准的意义、概念、特征、确定原则与方法等问题略抒已见。     

关于构建和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庭审的核心侧重于定罪而非量刑，量刑一直是法官独享的权力，量刑的不公开化致使一些案件的量刑不公正、不平衡。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求刑权的有力途径．也是国家刑罚权运行的重要方面。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仅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在实践中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当前的量刑建议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规定亦有一些模糊之处，应当从增强可操作性入手．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规则和量刑标准，规范量刑建议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监督和测评机制．促进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反腐史上的多个第一

1、1952年4月18日。中央通过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年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熊猫烧香”案背后的黑色暴利产业

“毒王”李俊制售电脑病毒月获利15万元，对其如何量刑成为法律空白。办案人员呼吁亟待完善网络立法。     

论法定量刑情节及其写作

法定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影响量刑幅度的案情事实 ,其具有法律的规定性、情节的特殊性和量刑的制约性等特点。法定量刑情节可作三级分类 :一级分为从宽和从严两大类 ,二级分为应当和可以两小类 ,三级分为免除、减轻、从轻和从重四种。法定量刑情节的写作包括法定量刑情节的叙述和相关法条的引用两项内容     

“量刑规范化”解读

石经海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     

我国盗窃罪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影响因素解析——基于1674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传统的量刑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为了完善认罪认罚在处理盗窃犯罪中的适用,以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判决文书为实证研究依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我国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总结影响盗窃罪量刑的诸多因素,探索不同因素下的量刑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可以为盗窃罪研究理论在我国的繁荣提供实证依据,进而为司法人员在盗窃罪量刑时更为准确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理论依据。